对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几点思考

21世纪初,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特点是国家安全的综合性、动态性及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融合;中国对外安全战略面临为实现国家的发展利益、主权利益和国际利益需求提供安全保障的三大任务;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适应国际环境变化,从观念、体制、器物三大层面努力,确保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确保实现国家的主权和统一目标、确保实现国家的国际目标。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国际文化秩序与中国文化安全战略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构建文化安全战略体系,需要评估国际文化秩序中的冲突与合作,规制国际文化格局与国际文化交往。国际文化力量的分化是国际文化格局转型的趋势,国际文化合作的演进是国际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动力。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和平友好的文化外交和实施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东亚是中国文化安全地缘战略的关键区域。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初探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自从1979年到中国开展活动以来,在为中国环境治理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存在着活动不规范、没有完全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及从事了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有关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磨合,环境领域与国家安全机制之间缺乏互动机制。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须促进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相应立法的不断完善;促进中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体系的和谐发展;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西方国家利用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我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     

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2010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出版

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建英主编的《2010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于2011年6月由时事出版社出版。《中国国家安全概览》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推出的对中国国家安全进行全面综述的系列年度报告，现已走过了6个春秋。《201O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立足中国国家安全大政方针、国际环境、国内形势、重要事件和学术动态五大方面，以中国国家安全为中心，以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为视角，     

在韬晦与有为之间：中国在保障国际安全中的作用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未重创中国经济，反而加快了中国的崛起速度。一方面，中国正在迅速拉开与诸强之间的实力差距；另一方面，中国正在有效缩小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使中国面临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周边安全环境，各类安全问题不断发生，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国对各类国际安全问题采取何种态度与政策，主要取决这些问题本身的性质。如果用重要性与紧迫性两个变量来对中国的安全问题进行分类，那么中国的安全问题就可以被分为高重要性和高紧迫性、高重要性和低紧迫性、低重要性和高紧迫性、低重要性和低紧迫性等四个类别。未来中国外交需要在韬晦和有为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地位相称的作用。中国应逐步调整对外政策原则，并提出有利于国际稳定的政策主张，包括在安全事务上突出“有所作为”；以“责权力相一致”为国际安全制度改革的总体原则，以提高效率为改革方向；提倡内外合作缓解动荡。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新一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外交调整的“机会之窗”已经打开。中国外交应当与时俱进，在国际安全领域贡献更多的“公共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共同安全的困境——论当代国际安全的文化价值基础

国际安全的实质是共同安全,有赖于国际社会在安全观念和安全战略上的基本共识。由于20世纪纪以来全球国际体系的形成及其文化多样性,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巨大变革,尤其是民族主义与大众政治的兴盏、超级强权的出现及其意识形态对立,此种共识或价值基础已相当“稀薄”。在战略文化上,存在着对抗型与合作型的差别;在安全观念上,存在着对国家安全、国际安全或全球安全的不同价值偏重;在安全策略上,存在着霸权、均势与制度等模式的竞争。而避免重大战争、维护国际体系稳定与各国独立生存仍然是国际安全的首要目标;促进经济正义以避免国际经济秩序失衡所衍生的国际国内冲突、应对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成为新的难题。在安全相互依赖的时代,国际社会必须重建共识,奉行以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价值导向的、真正的“国际安全战略”,否则将难以摆脱纯粹自助与竞争型“国家安全战略”所造成的安全困境。     

新书架（一）

江忆恩：《社会化国家：中国参与国际制度（1980-200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邓勇：《中国寻求国际地位：国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斯蒂夫·陈：《中国、美国与权力转移理论：批判性考察》,劳特利奇出版社2008年版;波林·克尔、斯图尔特·哈里斯、秦亚青主编：《中国“新”外交：策略变化还是根本变革？》。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08年版;陆伯彬：《中国安全政策：结构、权力与政治》,劳特利奇出版社2009年版。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分析

从大国战略态势、大国关系新变化、国际安全环境、中国对外战略等四个方面综合分析2006—2007年的国际战略形势。其中,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因霸权扩张过度,身陷中东尤其是伊拉克困境,其国际战略处境趋于被动。其他大国抓紧调整各自对外战略、加快自我发展。大国关系与国际安全环境均有新变化、更趋复杂。中国对外战略更为系统,中国外交整体推进、成效卓著。     

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国家文化安全关注

非传统安全研究给当代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思考带来了许多新的关注领域。文化安全在当代,主要指各国人民都不希望自己所属的“国家一民族”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会在全球化大势下逐渐消失或退化。这种被普遍渴望的“安全感”保障,需要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局观视野,一种尊重国际文化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文化关系复杂性和联动性的整体思路。     

浅析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嬗变下的中日关系

冷战后美国成为东亚大国力量结构中的关键角色,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起着重要的平衡作用。冷战后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的核心是如何平衡与中日两国的关系,其战略的嬗变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制约中日关系的外部因素。美国东亚大国战略由均势战略转向优势战略不仅破坏了地区力量均势,而且进一步加剧了中日两国间在安全、历史等问题上的分歧。中日关系的趋冷将对东亚的安全、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非传统安全与欧洲新安全战略

非传统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焦点,作为区域安全共同体的欧盟同样面临着紧迫的非传统安全形势。欧盟首部《欧洲安全战略报告》界定了欧洲当前面临的主要非传统安全问题并提出了对策措施,彰显了欧洲安全观念的变迁和安全实现路径的转变,这对于欧盟和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信息革命与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研究

信息革命已经给国际关系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潜在威胁。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未能系统地提出应对这一挑战的理论和解决途径。但与此同时，信息革命所带来的变迁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的既有基础之上，这就为解决信息时代的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即辩证地融合现有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长，采取实用的折中主义态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时代安全研究的中观理论。     

国际格局的新趋势与中国周边的复杂挑战

冷战时代虽然以美苏为首的北约和华约形成一种全面对抗的态势,但从研究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世界却是相对稳定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在这样一个大战不犯,小战不断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冲突主要集中在三大高危地带,即苏联解体后产生的破碎地带、伊斯兰弧带以及南亚次大陆热点群。国际安全新的冲突源的形成,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动分化,使中国在外交和安全上面临复杂挑战。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外交方略

中国抉择"和平崛起"之路,昭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要正确把握发展、主权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国际机制化生存和发展;要正确把握与处理中美关系;要正确把握"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美国与多边安全合作

多边安全合作今天是国际关系中使用最多的词汇之一,但概念界定不清,本文对多边安全合作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将多边安全合作与多边主义和多边外交做出了区分。全文重点是美国与多边安全合作的关系。研究发现,美国在多边安全合作中的行为是互相矛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在集体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美国本质上更相信单边主义。     

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分析与中国安全环境展望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主要大国加紧战略角逐与战略重组,多边主义渐成大势所趋,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紧密交织互动,新兴大国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亚太局势多变。中国建设性国际作用日益增强,但和平发展与国家安全面临新的严峻挑战。     

大变革时代的国际安全关系调整——对19世纪末英德、英美力量转移的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

新兴国家崛起和国际权力转移必然呼唤国际关系的大调整。同时发生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英德、英美力量转移,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比较研究德国与美国不同地缘特征、国家特性,以及两国对战略机遇的把握,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力量转移与安全关系调整之间的逻辑线索,从而进一步认识当前的国际大变革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