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政府赋权与社工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政社合作的分析视角

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治理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社工嵌入理论逐渐被学界引入社区治理,力图寻求社区善治之路。社区治理的难题在于政府行政化惯习的延续、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社会力量发育滞后、转型期社会个体分化、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工人才匮乏。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是加快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赋权,明晰政社边界与责任;引进和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提高居民自治组织化程度;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塑造社区共同体;加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     

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温岭市为例

参与式治理是与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组织和政府一起参与公共决策、分配资源、合作治理的过程。当前关于参与式治理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论层面的假设，缺乏实证层面的验证。文章以温岭市为例，依托中国治理评估指标，从经验层面探讨公民参与能否带来治理绩效以及参与带来治理绩效的条件，从而为中国地方政府更好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带来启示。     

新型农村社区基层民主能力建设的路径

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采取制度和组织外在嵌入乡村方式,实现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管理的参与式民主监督,这就需要在新型农村社区的环境中建立一种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法治型政府、参与型政府、阳光型政府、效能型政府都是基于人民主权为政府合法性唯一来源基础上的现代政府模式。进一步创新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村民监督乡镇政府行为方式和政府与农村自治组织、农民合作组织、企业及村民的合作治理方式,提高新农村治理的整体功效。新农村治理方式要努力由单一的治理转向综合治理,由"暗箱"治理转向公开治理,由局部治理转向全面治理,由只顾眼前的治理转向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实证研究——基于石家庄市政府门户网站的数据分析

公民参与在政府治理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助于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和民主性。通过分析石家庄市政府官网的相关数据,从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渠道、议题、类型及环节分布进行实证分析,总结出公民参与渠道分布的多样性、公民参与议题分布的广泛性、公民参与类型分布的局限性、公民参与环节分布的集中性四个特点,反映出政府对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预期与公民实际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现实之间的偏差,并从政治参与传统和公民认知两个层面剖析原因,提出构建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权利制度保障、培育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自觉性与能力、增进公民参与地方政府治理形式选择的有效性等对策建议。     

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分析

公民参与是地方政府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理论上来说,公民参与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行政民主化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两方面的内在要求。20世纪后期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地方治理理论则为深化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     

从治理方式入手建构和谐的城市社会

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则:人本思想;可持续性;平等对话、社会共识与共同治理;促进合作,增强社会资本;易接近性和可选择性。社区和公民社会建设是现代城市治理的重要着力点。社区治理的要点:一是培育共同治理的关系模式,二是逐步建立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式公共服务与管理模式,真正把社区建成沟通居民与政府、企业、组织的平台和中介。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及其消减途径探析——一个政治文化的分析视角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是臣民性和依附性、专制性和人治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传统政治文化正由臣民政治文化向公民政治文化、由依附政治文化向参与政治文化转型。有些地方政府官员没有顺应这一变化，其治理理念中尚存的专制性和人治性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素。消减群体性事件必须实现政府治理理念向民主服务型和法治型转变，加强民众参与机制供给的数量和可操作性并使其制度化。     

治理理念的社区实践

治理理念作为对传统单一政府管理的反思,强调治理主体的多中心秩序和治理权力的多向度,强调自下而上的对话、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它强调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互动与协作,强调目标导向的治理理念,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民间组织兴起的必然要求。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官本位现象及政企、政事、政社不分的现象与治理主义理念背道而驰。重塑政府,确定政府边界,实行政企、政事、政社分开,积极培育民间组织的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将是在社区实践中贯彻治理主义理念、构建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的重要路径选择。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合作治理: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一种模式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振兴战略中治理有效的提出是为了解决传统乡村治理自发性、弱约束模式无法应对乡村发展失序、社区失灵的问题。乡村自愿组织整合经由“社区空间”形成的公共关切,通过向村“两委”输入而形成公共议题,并协助村“两委”协调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利益矛盾。社会关联度高的社区空间中的农民随着“乡-城流动”增加收入,进而提高了行动能力,积极支持自愿组织的活动,参与乡村振兴。然而,在约束性的治理场景中村“两委”和自愿组织就难以发挥作用,陷入“社区失灵”的困境,因而需要基层政府介入承担元治理的角色,弥补村级治理体系权威性不足的问题。这样,下沉的基层政府权力、村“两委”、自愿组织和村民几大主体形成了强约束和自治相配合的合作治理格局。这一多元合作治理网络实现了德治、自治和法治的有机组合,进而破解乡村治理失效的困局。     

我国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取向重塑及其路径选择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理念和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诉求。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属性在于其价值导向的“公共性”。政府行使的公共权力，从内容上界定，是指政府的作用只能限定在公共领域，而不能直接干预到市场领域和公民领域；从管理的对象上界定，就是政府要服务全社会、服务全体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部分社会领域或部分公民。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和存在的价值，也是政府行政的发展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范式由管制模式向服务模式的转型，为市场和社会提供更多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公民社会视角下政府机构改革新论

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存在着公民社会制衡国家、公民社会对抗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共生共强、公民社会参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合作互补五种模式。而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政府机构又是政府的载体。因此，敢府机构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高度重视与公民社会的和谐。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过去没有能取得预期效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此点。在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我们要汲取历史上的教训，将政府机构改革与加快公民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并使两者关系和谐，这也许是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随着我国公共安全事故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党政职能部门作为公共安全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维框架下公共安全服务呈现出多中心治理格局。实践中公共安全服务的行动者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党政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队，还包括志愿巡逻者及社区公民等。那么，多元行动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到合作组织网络中？公共安全服务中具体存在哪些合作网络形式？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合作治理的政治社会学类型分析

合作治理不是一种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一种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即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即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建构、合作关系、合作结构以及合作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分别。从权威型合作走向民主型合作，是“公共性”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     

网络舆论与政府治理边限选择

网络舆论政府治理的前提是公民舆论权的确认与维护,这是基于公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作共生的关系决定的。网络虚拟世界也会出现失灵,政府介入治理面临政治限制、管理成本限制、技术限制与法律限制等,这为网络舆论治理提供了边限选择。网络舆论生态话治理要确立对话协商新机制,进行广泛社会动员,培育公民社会。     

影响地方政府进行治理制度创新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制度不断完善,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影响制度创新,影响地方治理发展。影响因素包括几大方面:制度创新的主体困境;体制机制问题;文化影响;公民法治思维等。深入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构建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的路径的具有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浙江宁波为例

农村社区治理动力源自两方面，一是政府主导的作用，二是社区自身发展衍生的力量。在学界理论研究以及现实农村社区治理中，社区自身的作用被忽视。关注农村社区自身的发展动力，必须关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建设。社会资本是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之根基，社会资本的挖掘、利用、创建、完善是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关节点。对于作为发达地区的宁波，其农村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整体性治理与生态型城市建设——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共行政责任为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强调协调与整合为政府治理手段,来提高政府治理绩效,实现公共行政的目标.整体性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转型提供了启示.本文以浙江省湖州市建设生态型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建设生态型城市的治理方式与成效,及其困境;探讨了地方政府在构建生态信息公开平台,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引导部门间合作,借助多元参与主体,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治理方式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