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政府与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也是社会建设与和谐的基石。社区治理中政府行为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官僚制政府和市场型政府。官僚制政府造就了刚性的组织体系和行政职能的越位,市场型政府导致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位。本研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深入探讨构建以公民为本位,公正为导向,多中心治道为基础,公平、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从而推动行政职能的合理归位,促进社区善治的实现。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历程及趋势的行政生态学分析——从传统型政府走向多元化政府模式

我国政府模式的发展经历了:纯农业社会——神秘型/传统型政府行政模式;过渡型社会——逐渐过渡、确立的官僚制政府行政模式。在现阶段,关于中国政府行政模式改革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理性官僚制仍是最佳选择;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应跨越官僚制阶段,直接进入后官僚制时代;第三种观点提出以建立完善官僚制为主,同时汲取“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髓。我国现阶段政府行政模式的理性选择应是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并存。     

后官僚制时代政府的改革与治理--评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

官僚制理论是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两大理论基础之一.近几十年,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各国的政府改革运动也在不断进行,改革的焦点集中在传统的官僚制结构和政府运行方式上,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政府改革与治理理念.《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总结和评价了席卷全球的政府改革运动.作者盖伊·彼得斯基于自身的认识将各国的政府改革与治理模式概括为市场式政府、参与式政府、弹性化政府和解制型政府四大类,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归纳了各种治理模式的创新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新公共管理和两轮"整体政府"改革,有效解决了特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问题。西方政府的改革经验突出表现为:把"企业家精神"移植到政府管理中来,引入机构间的功能整合与合作理念。西方政府改革经验启示我们,需要构建一种融合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和官僚制各自优势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助推治理现代化进程：根源、相关性与途径

在数字治理“浪潮”中调适政府边界有着深刻的内涵,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的特征。调适政府边界对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影响,这种影响源于：数字治理不同阶段对政府边界及治理能力、水平的需求不同;调适政府边界有助于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数字治理“浪潮”中针对现实需求准确地调适政府边界从而显著推进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可能性。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治理主体准确确定政府边界的范围;分项完成不同阶段的治理任务;革新治理理念并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数字治理的能力。     

数字经济视域下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与逻辑

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特征和挑战,探讨数字经济形态下的政府角色与边界,提出政府治理创新的取向、逻辑和路径。从特点来看,数字经济具有数字化的经济形态、平台化的市场模式、要素化的海量数据、泛在化的技术载体和多元化的协作协同等特征,在安全治理、平台治理、数据治理、技术治理和协同治理等方面带来挑战。因此,政府需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找准政府定位,转变政府角色,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在数字经济视域下的政府治理创新,可分为“治理1.0”“治理2.0”和“治理3.0”三个阶段,价值取向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个维度,具体可从数字政府建设、数据要素治理、平台经济治理、多元协同治理等路径,实现政府治理创新,并推动数字经济做强做优做大。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服务型政府的组织视角再审视——基于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设置规律的分析

从传统行政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到新公共服务理论,在西方行政模式的演变过程中,“公共服务”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相关的理论、思想,或其暗含的行政价值之中。不同行政模式下与“公共服务”理念相适应的组织观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设置的实践中得到了多方面的体现。既体现了“服务”内涵中效率与民主两种价值的统一与平衡,也融合了不同行政模式的“服务”理念。西方国家地方政府机构的发展趋势则是以官僚制为基础,走向结构扁平化和政府组织体系多元化的服务型政府。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智慧城市中的敏捷政府——来自上海“一网统管”的经验借鉴

敏捷政府建设已经成为目前政府数字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鉴于敏捷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提供效能以及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理解敏捷政府的概念与实践有利于提升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等方面的认识。在厘清敏捷政府内涵的基础上，文章运用上海市“一网统管”的案例，描述了敏捷政府的运作过程以及如何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敏捷政府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升级，以协同为目标重塑政务流程，提供精准、高效、迅速的公共服务，以及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公众需求的变化。此外，文章通过一个模型进一步讨论了敏捷政府中不同要素的互动关系。     

政府治理范式的成本分析

政府治理范式的区别会导致政府成本的差异。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政府治理范式显得僵化、迟钝,导致高成本、低效率;西方新公共管理效率驱动模式十分关注财政控制、成本核算、效率问题。中国现行的政府治理范式,容易导致政府利益的放大和膨胀,促进政府总体成本和隐性成本上升。建构现代责任政府,创新政府治理范式,优化政府治理的成本结构,是中国降低政府成本、提升政府绩效的基本实现路径。     

政府“碎片化”：问题、根源与治理路径

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还是新公共管理，政府的职、权、责一直都处于碎片化（fragmented）状态。传统官僚体制、部门利益之争以及新公共管理改革都是造成这种“碎片化”现象的重要根源，导致部门主义、各自为政、管理分割、服务裂解等弊端。“整体政府”正是针对政府管理模式中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通过结构整合、流程再造、在线政府、责任制度、建立新的掌舵单元等手段，实现政府“碎片化”问题的有效治理。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法律制度完善

当前我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多数省市明确了政务数据管理机构、制定了数字政府发展规划、开发了“一网通办”的网上政务app,并运用多种互联网技术为数字政府助力,让老百姓“最多跑一次”成为现实。但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建设过程中法律制度缺失、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电子政务服务标准不统一、公众参与渠道狭窄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为裨助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发展,有必要构建完善的数字政府法律框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统一数字政府政务服务标准,拓宽公众参与建设途径。才能处理好“制度”和“技术”的关系,才能让数字政府建设合规、有序、安全、平稳发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政府治理研究

社会公平正义体现政府治理的最终目标,政府治理是社会得以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本文以两者关系为出发点,探讨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程中政府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形成原因,并提出为实现和谐社会、达到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治理中的应对措施。     

县域政府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公众满意度的视角--基于佛山市 A 区的治理实践

以佛山市 A 区为个案,对如何测量中国县（区）层级的政府治理绩效进行实证探索。在借鉴世界治理指标（WGI)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本土化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指标体系,对 A 区政府的治理绩效水平进行量化评估,并且通过构建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深入挖掘影响其总体治理水平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公众对于 A 区政府的总体治理水平处于“一般”到“比较满意”之间;在六个维度的治理绩效中,公众满意度最低的是“腐败控制”和“法治”,最高的是“政府稳定和暴力避免”和“政府有效性”;除了“管制质量”和“政府稳定与暴力避免”之外,其他四个维度的治理绩效对 A 区政府的总体治理水平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有效性”对总体治理水平的影响最大。     

复合型治理和政府治理现代化:一个官僚制的分析视角

官僚制的发展和变革与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前,传统中国官僚制不但缺乏民主性和公共性,而且理性化不足,这构成中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原起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工业化为象征性起点,政府治理模式变迁也是如此。现阶段,我国国家治理已经逐渐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在行政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的背景下,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必须超越单一治理模式的简单认知,探索一种建立在理性治理和民主治理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复合型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