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法律制度完善

当前我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多数省市明确了政务数据管理机构、制定了数字政府发展规划、开发了“一网通办”的网上政务app,并运用多种互联网技术为数字政府助力,让老百姓“最多跑一次”成为现实。但是,在这些成绩的背后,建设过程中法律制度缺失、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不足、电子政务服务标准不统一、公众参与渠道狭窄等问题也较为突出。因此,为裨助数字政府建设,推动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发展,有必要构建完善的数字政府法律框架、尽快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统一数字政府政务服务标准,拓宽公众参与建设途径。才能处理好“制度”和“技术”的关系,才能让数字政府建设合规、有序、安全、平稳发展。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为矫正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以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逻辑,以浙、湘、黔、云4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状况分析。研究发现:逐级研制模式下理想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靶向偏差的关键伏笔;府际博弈下执行主体的趋利选择是政策落实偏差的根本诱因;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与业务服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政策供需偏差的主要表现;社会场域支撑薄弱是政策执行未及偏差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从政策防偏、执行纠偏、服务治偏、环境消偏四个方面提出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意见。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地方政府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效能提升路径探究——以“京、沪、苏、浙”在线服务平台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政务服务平台投入大、使用率不高的现象,分析影响用户使用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因素,并根据信息系统成功模型,基于用户体验角度从系统质量、信息质量和服务质量构建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评价指标,选取京、沪、苏、浙共60个政务服务平台为测试对象查找出了存在的问题:系统质量稳定性不够、信息质量服务模式陈旧、服务质量重形式轻实用等。分析出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平台建设由企业主导,系统测评维护不到位;二是信息整合力量薄弱,缺乏信息基础建设和精准设计;三是服务提供避重就轻,评价反馈作用机制不完善。为切实推进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高质量发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强化组织架构建设,加强系统监测和平台运维能力;二是做好“地基”建设,围绕用户需求构筑现代信息服务内容;三是重构平台绩效评估与反馈过程,提升平台服务效能。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应然性、存在问题与优化路径

"互联网+政务服务"是政府改革和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作为联系"互联网+政务服务"顶层设计与落实工作的桥梁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应然性表现为:以人为本与协同创新的理念导向,体制完善与流程再造的主要内容,服务升级与体验优化的成果评价。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在线政务服务建设中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数据基础层面存在数字孤岛困境,平台应用层面存在管理低效问题,信息决策层面支撑力度不足,整体建设过程协同创新动力缺失。为此,可通过以下四个策略推动地方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促进共建共享的数据互通,强化平台应用的规范管理,提升信息支撑决策的应用深度,促进治理视角下的协同创新。     

“两手发力”协同共治的制度逻辑：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新时代中国流域治理体制机制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纵横交织的张力关系使得推进多方协同共治的命题对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构成当前中国治水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其中，“两手发力”就是要强化政府职责，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探析政府与市场如何“两手发力”协同共治以及政府与市场在协同共治创新中所起的作用，基于Y县河湖物业化治理案例，从政府与市场两种优势型制度组合角度考察河长制与合约制共治过程，其实质是合约制嵌入河长制的组织制度体系之中，在河长制主导下衍生出了“专业化+标准化+智能化”的合约治理场景，探索出了把政府与市场各自制度比较优势转化为协同共治效能的实践路径。     

智慧城市中的敏捷政府——来自上海“一网统管”的经验借鉴

敏捷政府建设已经成为目前政府数字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鉴于敏捷政府在提升公共服务提供效能以及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理解敏捷政府的概念与实践有利于提升学术界与实务界对于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等方面的认识。在厘清敏捷政府内涵的基础上，文章运用上海市“一网统管”的案例，描述了敏捷政府的运作过程以及如何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敏捷政府的构建可以从四个方面展开：信息技术的运用与升级，以协同为目标重塑政务流程，提供精准、高效、迅速的公共服务，以及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公众需求的变化。此外，文章通过一个模型进一步讨论了敏捷政府中不同要素的互动关系。     

电子政务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处在政府深化改革与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中,因此,发展电子政务要同服务型政府建设紧密结合。电子政务引领政府服务创新,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先进工具。构建基于电子政务的服务型政府的对策包括: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电子化政府服务层级结构;建立“一站式”服务;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把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变成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等。     

模块化组织与数字政府的三维框架

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是时下政府组织理论突破的主要方向，而主流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平台—连接”路径，还是“界面—重构”路径，不但存在概念化的缺憾，而且没能彻底解决决策权分工这一组织设计的根本问题。对此，文章从经典的决策权分工假设出发，以西蒙的模块化思想为基础，重新探讨了数字政府的组织机理和原则，认为组织的模块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基于部门或个体的分工，而是基于决策过程和知识本身的分工，以其松散耦合、弹性匹配的特性能更好适应复杂多变的任务环境，实现价值整合与创新。在澄清模块与平台、界面的关系及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一个由模块化组织与平台型架构、界面性治理共同构成的数字政府的三维框架。这一套理论新构想以模块化组织的分解、重组和迭代机制为核心逻辑，力图超越传统科层制模型，重塑组织结构、决策过程和治理模式，修正以往数字政府理论及相应替代性方案的不足。迈向新纪元的政府组织理论必须响应快速发展的改革实践，有效回答关于组织设计与运行的若干新命题。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数字技术也正在推动着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数字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其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促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典范的变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劳动的富余、技术的偏差、责任的落差、隐私的威胁、数位的独裁和文化的冲击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化的治理。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政府能力的提升

提升政府能力是政府面临的国内外环境的客观需要,是政府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政府能力是由“硬”政府能力和“软”政府能力构成的有机的统一体,是影响政府治理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为此,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刨新;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强化各级政府的合力;提高学习力,完善信息系统;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力;提高合作力和战略决策与治理水平,对于提升政府能力尤为重要和迫切。     

地方政府公信力影响因素研究

公信力是政府职能履行有效性和政府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保障。从公众感知的视角出发,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这有助于推动政府公信力的理论和实践发展。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排序依次为治理效果的良善性、治理主体的参与程度、行政过程的科学性和服务质量的优质性。基于此,通过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打造协商沟通平台、深化"放管服"改革、强化精准服务能力以及重视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增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数据赋能:数字政府治理的运作机理与创新路径

智能化时代的来临,需要发挥数据赋能效用,构建数字政府治理体系。当前,在政府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与创新理念、强大高效的资源整合与实施能力、相辅相成的技术进步与创新实践,以及全面普及的网络文化与民主氛围影响下,数字政府呈现出基础设施云化、全触点数字化、业务在线化、数据运营化的治理特点,其转型逻辑反映了扁平沟通的互动理念、政务数据的协同共享、精准服务的优化供给以及科学决策的有效输出。数字政府治理尽管具有强大的治理效能,但是当前依然面临着部门需求响应慢、数据孤岛现象多、服务协同性差、业务一致性弱的问题。全方位深化政府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实现从信息化普及到智能化应用的理念创新、从数据孤岛到数据流通共享的数据创新、从职能驱动到社会需求驱动的服务创新,以及从单向决策到共商共建共享的决策创新,最终提升数字政府的治理绩效。     

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价值理念、技术工具与制度保障

作为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先驱,英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基于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进展,围绕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面临的"碎片化"、跨部门与终端服务间的协同、数据壁垒与数据安全和数字人才等问题,考察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缘起及其动因,继而从价值理念、技术工具和制度保障等三个维度对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图景加以刻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与发展导向,总结和提炼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