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寓惠期间思想浅析

被贬惠州是谪居黄州生活的继续,苏轼在惠州时期的思想也是黄州时期思想的发展。苏轼在被贬惠州期间,一方面他是出世的超脱的,另一方面又是入世的凡俗的,于悲凉中夹杂着释然,"身世两相忘"恰当地表明了他在贬谪期间高洁的志向和坦然的心境。偏远的惠州正因为它的偏远成就了苏轼,政治上的挫折和生活上的窘迫并没有击倒苏轼,偏远反而使他远离了政治漩涡和政治迫害,宁静的生活使他益老弥坚,于青山绿水间激发了更多的创作灵感。"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在惠州虽然只有短短3年,却与惠州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对惠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东坡文化现象。     

陈寅恪与苏东坡

陈寅恪先生认为宋代文化陵跨前代,集其大成,达到了中华文化的最高峰。这一结论的得出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他对苏轼的钻仰之至、浸馈之深、评价之高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也是宋代文化的代表。陈氏由对苏轼诗文的爱好钻研,进而仰慕其品操人格,更由于自己"栖身岭表"的经历心态与苏轼"贬谪岭南"颇为相似,故与苏轼精神相通,引为知己,并从苏轼的思想和精神中汲取战胜磨难、调适自我及发愤著书的巨大精神力量。本文即通过有关材料的考索征引,论析了苏轼作品、思想及精神对陈氏的巨大影响,亦为陈氏"宋代文化造极"论添一佐证。     

微博——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新阵地

微博中的政治参与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理想，体现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虽然微博问政还有待于规范，但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在增加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以及推动政府决策优化等方面均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大学科学精神的失落及其负面影响

大学科学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和精神力量。当前,大学科学精神的失落制约着高校对大学生思想问题和思想动态进行深入准确的分析与把握,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精神资源的吸取与运用,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内容、方法、机制等的创新。     

苏轼官德浅议

苏轼执著于自己的政治理想，经时济民，以国家民族为重，以天下为己任，即使身处逆境，仍心系百姓，为百姓谋福利。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真正的“父母官”，作为官员的他，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     

中国青年志愿者精神与雷锋精神对比研究

中国青年志愿者精神和雷锋精神存在着很大区别：青年志愿者精神承接了雷锋精神的实质，在价值理念上对雷锋精神具有新发展；雷锋精神承载了比较多的政治内容，具有突出的意识形态性。社会性、事业性是中国青年志愿者精神最为鲜明的特点；以人物为载体的雷锋精神与以事业为载体的中国青年志愿精神在当今社会中的境遇也不同。     

谈苏轼政治思想的进步性

苏轼是以一个改革者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进入仕途之初,就曾对北宋王朝的因循守旧、苟且偷安的作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响亮地提出“涤荡刷新而卓然有所立”的口号。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质上是“怎样改革”的路线之争。由于政治地位和客观生活环境的改变,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苏轼晚年逐步改变了对封建君主所抱的幻想,他的忠君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动摇。     

形成、特点及发展：当代军队政治文化探析

军队政治文化建筑于军队的政治职能、政治基础、历史基础、现实社会基础、民族文化基础和军队的组织结构等客观条件之上。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来自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指导和塑造。当代军队政治文化具有政党主导显性彰显、理性权威一贯坚持、传统文化深层影响、革命精神中层约束、新兴思想现实牵引等特点。军队政治文化主要围绕着军队的控制和战斗力的保持与提升而展开。当军队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后，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自觉地维护着军队体系以其特有的方式运行，成为政治工作重要的资源。     

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引的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

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院校作为大中专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担负着教育青年的重要责任。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导下，职业院校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以转变教育方式，加强校园网络文化建设，促进家庭、社会、学校的共同参与为抓手，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论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构建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之中，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价值取向，它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责任意识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肯定与追求。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前提。然而，我国公民社会建设中公民的公共意识淡薄、政治认同感的下降凸显了公共精神的缺失及其建构的紧迫性。     

三苏与杜诗

杜诗对三苏的影响各具特点。苏洵的诗古质朴拙,木讷少文,受杜诗的诗歌影响很小。苏轼推崇杜诗,并继承了杜甫的写实传统,他的一些诗歌在风格上接近杜诗,其出蜀纪行诗和《荆州十首》等诗歌都直接模仿杜诗。苏轼学习杜诗,而又自成一格。苏辙对杜诗有较高评价,杜诗对其诗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化用杜诗方面。     

苏轼权变思想及其司法实践

苏轼在强调遵守法律、尊重法律权威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采取了"法外权变"的特殊手段。这种看似突破法律的行为,恰恰是苏轼对法律的社会治理效果深入思考的体现,反应了苏轼对法律的深入认识。苏轼的权变思想源于其务实致用与以民为本的思想。他希望通过"法外权变"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而非不分缓急墨守成规。对于事关民生要害的案件即便突破法律规定也要尽快解决,避免更严重的后果。苏轼的这种权变思想,对当代的法治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作用。     

宋儒对“一贯”和“忠恕”的不同诠释

汉唐经学并不太注意“忠恕”和“一以贯之”的关系问题。北宋道德性命之学兴起后,宋儒多将一贯的“一”等同为道,而“忠恕”并非一贯之道也就成为一种流行见解,曾子也因此而被认为并未明道,这集中体现在王安石和陈祥道的新学解释之中。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二苏和不少程门后学都将忠恕视为曾子训导门人的转语,但二程则通过繁复的理论建构来肯定忠恕可以诠释一贯。朱熹批判性地兼采了这两种思路,他既借鉴二程以体用来理解一贯和忠恕,但又极力强调《中庸》之“忠恕”的实践力度,创造性地为曾子的一唯之对铺垫了《大学》格物致知苦学积累的前奏。     

森槐南词的苏辛气派简

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文学,为人类的进步奉献了自己的珍藏,对亚洲特别是对东北亚产生过尤为深钜的影响。这种影响,接受国日本的学者比之为“阳光”。日本填词之学,就是直接吸取这“阳光”而诞生的新兴文学样式。明治时期是日本词学的黄金时期。森槐南是这一时期“首屈一指”的词人。他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卓然特立地追摹苏轼、辛弃疾而进行新人耳目的创作：拓展题材,以词悯农;冲决体式,以词代柬;新变手法,以词畅怀。同时,他还在理论上崇尚苏轼、辛弃疾：独表心志以接武东坡;比拟苏辛如天孙织锦;标举作品为推称范例。这些别开生面之举,不仅在日本填词史上具有重大功绩,而且在中日文学关系史上也是值得重视的一页。可惜至今对其研究者为数寥寥。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著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     

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执政经验研究——以南区合作社为个案

合作社是中共动员群众的重要平台、进行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夯实阶级基础的重要途径、体现中共局部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参照。南区合作社是其中的重要标本。对南区合作社的领导，反映出中共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坚持审慎的原则和参与的民主，趋向有限理性的管理模式，反映出当时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性和曲折性，深具现实启发意义。     

王尔德与纳博科夫的审美性伦理观比较

近年来,随着对后现代主义颠覆性的讨论的深入,审美与伦理观的关系正逐渐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热点。王尔德与纳博科夫作为将现代伦理生活审美化的典型作家,他们的创作时期前后相接,大约跨越了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时代,反映了现代审美性伦理观的产生与发展,也透露出伦理生活审美化的困境与突围。     

苏青散文意象化丑为美的审美艺术价值

苏青营造的意乳总是带有幽冷险怪的丑，而她却善于抓住这些丑的意象的核心，用奇谲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意象，使其化丑为美，即让丑的意象带给读者艺术的美的享受，从而体现意象的审美艺术价值。     

论施蛰存历史小说中的“现代”

在施蛰存探索文学现代写作的道路上，他的历史小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文章以施蛰存晚年总结的三个“现代”创作特点，即欲望、幻想和怪诞为中心，分析其历史小说写作中对于“现代”的探索，指出施蛰存由早期创作中对于爱情的叙述转向现代心理分析中对欲望的叙述，进而较好尝试了基于欲望心理的幻想和怪诞叙述方式。同时，历史小说中也存在着现代心理分析对象性别上的不对称、历史题材的汲取和重构导致情节叙述以完全背离历史叙述价值为代价等不足。这些写作困境使施蛰存最终离开心理分析式的历史小说写作，在时代生活背景下融合古典审美要素进行文学的现代主义探索。     

反思与探究:“孙大午案”的剖析及司法理念的重塑

"孙大午案"折射出司法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持宽泛理解的态度,通过本案可看出法体系整体性思考的重要性,以及前置法——刑法阶层性思维的必要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应仅限于"银行信用"范畴,通过引入"既存的实质性联系"标准对"不特定"的内涵进行限定,从而实现前置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刑法具有二次性违法的特征,司法过程切忌价值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