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奥古斯丁的“根本恶”观念

文章讨论《忏悔录》第二卷的“根本恶”观念,奥古斯丁称之为“为恶而恶”。文章从以下三方面分析了“根本恶”观念：（1）“根本恶”是与任何具体回报包括财物、名誉和权力无关的恶,是纯粹的恶;（2）“根本恶”虽然存在于个体里面,但个体由于受所谓的道德感约束,因此单个个体通常不会表现出根本恶,共同体（例如朋友的友爱）反而容易造成根本恶的实施;（3）根本恶的本质是“骄傲”,而“骄傲”是一种虚假的自由。文章由此指出奥古斯丁所谓的恶的伦理是一种不同于希腊德性论的伦理观念。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本源”：一个艺术的标记——论海德格尔的“艺术真理”如何崩溃

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提出了艺术是保存真理的一种方式，在艺术作品中不断追寻本源的过程就是真理呈现的过程。德里达认为这种本源和真理只是一种出于形而上观念造作出来的假象，必须对之进行解构，以破除本源和真理的迷信。对这两种观念应该保持一定距离，真理与本源、本真存在等都是同一等级的概念，它们形成一个完整的自论证概念系统，这一系统的完善外貌是假象，但系统中的概念却具有标记的作用，“本源”就是这样的标记。将标记保持为标记，而非如海德格尔那样上升为本源，是一种适当的概念运用。达成这一观念，海德格尔式的“艺术真理”自然就失去了效力。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How to Understand Master Lv Zuqian‘s Inheritance of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With the reference of the history that Central Plains was ruined, the academic research had migrated to the south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had experienc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inheritance of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meant that the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for Northern Song was inherited in the way of talk and discussion, the learner who had inherited the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would be considered that he had inherited the literature from Northern Song and also extended the thoughts of Confucius. Master Lv Zuqian inherited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as he learnt the thoughts of Master Zhang Zai, Cheng Yi, and Cheng Hao in the way of talk and discussion, which represented the inheritance of Guan Luo Xue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ster Lv Zuqian's family circumstances and teachers had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uan Luo Xue, and his lecturing had aligned with the politics and the academic circumstances at that tim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oughts of Master Lv Zuqian and Central Plains' literature will provide academic reference to interpreting philosophic thoughts of Master Lv Zuqian.     

论《易经》《黄帝内经》中扶阳思想

《周易》存在明显的阳主阴从、贵阳贱阴思想，但比《周易》更早的《归藏易》和《连山易》皆不主扶阳。《归藏易》是黄帝易，重阴、重地道，与《周易》崇阳、重天道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黄老道家主张致虚守静、清净无为、谦退守柔的思想，正与《归藏易》的精神相符。《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源自《归藏易》，渊源于黄老道家，故《内经》中亦无明显的扶阳倾向。扶阳派学者所称引的《内经》扶阳思想相关条文，实无明显扶阳倾向。     

程颐“理欲之辨”浅析

理欲之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古老命题。程颐承认“人欲”的客观存在,但反对过分的欲望。他认为“人欲”出于“私心”,“天理”出于“道心”,二者不可并存,因此提出“损人欲以复天理”。戴震的一句“以理杀人”为这个被后世非难最多的主张盖棺论定。“存理灭欲”一方面是个人的情感意念从世俗环境中超拔的净化过程,表现出理学道德的纯洁和崇高;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利用后,被理解为对自然情欲的谴责和对道德教条的屈从,从而大大削弱了理学的道德价值。     

亦舒小说中的“BoBo”女性形象

亦舒小说的精华大多创作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但因其超前的感悟能力 ,创作出一系列颇具BoBo族特性的女性形象 ,其工作与生活堪称当今白领女性的写照。因此 ,亦舒小说才得以盛行不衰。     

程树德与《九朝律考》

程树德 ,是中国近代著名法律史学家 ,其代表作品《九朝律考》是 2 0世纪中国法律史学的经典作品之一 ,自 30年代面世以来 ,一直被不断再版 ,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唐代窦氏《述书赋注》的体例创新与著作成就

窦蒙、窦臮兄弟是代北鲜卑文化传统在中唐承续的代表人物,他们合力完成的《述书赋注》是唐代书学的扛鼎之作之一。在汉族文人书家辈出、书法实践与书学理论高度繁荣的唐代,这样一部辞藻雄赡、理论精深,并有体例创新的书论巨著出自于鲜卑后裔之手,既是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是窦氏的书法传统与时代文化共同孕育的成果。细绎《述书赋注》的文本结构,是由《述书赋》、注、《字格》和《题述书赋后》四个部分组成,其在东汉以来的传统书学著作中,产生了一个创新的著作体例,由此推动书学著作成就的创新。具体来说,赋与注的结合,造就了一部汉唐间规模最大的周秦书家传记体书学史巨著;引史注法入于赋注,造就了第一部史注体书学史巨著;《字格》的产生,又造就了第一部具有传统书学概念体系建构意义的书学论著。《述书赋注》的产生,是对汉唐间文化与学术传统的遵循和发扬,是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与文化发展在唐代、在书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     

唐代司法“三司”制度考论

唐代司法活动中,"三司受事"是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御史组成的常设上诉机构。"三司推事"是由刑部、御史台、大理寺组成接受差遣推鞠大案的临时组织。"三司受事"主要作为常设的最高上诉机构存在,必要时可以奉诏理问要案;"三司推事"自始至终是接受差遣审断重大案件的临时机构,终唐之世并未有承担上诉审职能的明确授权。     

论苏轼的民生诗

苏轼的民生诗根植于现实的大地，追踪着人民的命运，写照着苏轼一生起伏跌宕的政治生涯。反映了北宋贫弱交积的历史现状，表达了苏轼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点，富有博大宏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折射着苏轼的审美意识和积极入世的人格理想。     

由《类成堂集》看清代湘潭闽商的联合

湘潭是清代著名的交通贸易枢纽，各省商帮汇集于此，建立会馆，形成商业社会的繁盛局面。闽商是其中较活跃的一支力量，在清前期迅速获得发展壮大。《类成堂集》详细记录了闽商会馆“十闽堂”依托妈祖信仰勇于开拓，继而发展壮大，大量购买田地、房屋、店铺，举办节庆活动，祭祀神灵，制定规约，举办演戏等文娱活动的状况，可以从一个侧面管窥闽商在湘潭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