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软实力及其发展逻辑

长期以来,政治分析中没有软实力的位置。约瑟夫·奈关于软实力的分析昭示我们,政治分析必须确立软实力的地位。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而言,软实力主要指的是一种强大的吸引力,它包括文化吸引力、价值观吸引力与政策吸引力三个方面。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性。对于软实力的理解,尚存在种种谬误。概括来说,这些谬误主要有:软实力等于文化软实力;软实力等于国家软实力;软实力只是存在于国际政治领域;软实力只是适用于发达国家等。最后,关于发展中国家培育软实力的问题,必须达成如下基本共识:软实力是创造出来的;发展软实力,需要寄望于政治体系本身;发展软实力,需要依靠发达的社会领域的成长;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需要不断强化软实力的培育。总之,软实力一词具有高度的统摄力,政治分析不能只是一味强调硬实力,软实力理当成为政治学分析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词。     

中国软实力不能吃老本——兼与阎学通、陆钢两位教授商榷

何谓“软实力”？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此概念时，就是一个较笼统、较抽象，但似乎又无所不包的战略思索框架，所以造成了现今理论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种解读，视角迥异，各成一家之言。阎教授认为，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因此，提升中国软实力，要从提升中国政治实力开始。陆教授反驳说，软实力核心依然是文化实力，“文化实力弱让中国失分”。两住教授都说得非常有道理。其实，正是“软实力”概念的无所不包和模糊定位，使其在各个领域频繁使用、     

职场也要重视软实力

软实力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来的。按照他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软实力”涵盖了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19世纪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有过这样的名言：“手持大棒，但说话要柔声细语”。“软实力”在政治上的体现大致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以及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和亲和力。     

何谓“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名词，自从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奈提出之后，世界各国谈者甚众。什么叫“软实力”？不凭枪炮，也不靠航空母舰或太空卫星．“软实力”是指对世界各国具有吸引力的文化霸权。“文化霸权”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文化既成霸权，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文化软实力发展

文化软实力包括制度文化软实力和观念文化软实力两个部分,优越的政治制度本身就是制度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具有文化软实力特征:对内有凝聚力,对外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也面临一些困境。只有走出困境,才能更好地展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文化软实力。     

别把文化实力狭隘化

“软实力”是当前国际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如何正确理解这个概念，近则关乎一国大政方针，远则关乎一个国家命运。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近期著文认为．“文化实力未能防止大国衰败”，而不同的政治选择却很快就能改变一个国家形象，强调“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文化实力不等于软实力”，“没有政治实力，文化实力没有意义”，而“没有文化实力，政治实力仍可独自发挥作用”。基于此，阎教授倡议将增强软实力的工作重点置于提高政治实力上。     

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软实力提升

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国家能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中华文明和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中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等都在不断扩大.新世纪,要求中国加大软实力建设的力度.     

软实力之争——没有硝烟的战场

国际奥委会与奥运会的全球赞助商、美国最大快餐企业之一的麦当劳续约,双方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他认为实力是指影响别人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实现方式有三种:威胁(大棒)、利诱(胡萝卜)、吸引(自由选择)。其中第三种就是软实力。具体来说,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与形象等等,其核心在于价值观。软实力在国际政治较量中就是力争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更关键的在于屈人之心。未…     

提升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途径

在中国红土地上培育出来的独特的红色文化,是“政治性质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中最强有力的声音,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红色文化软实力不仅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而且还有实践和文化的来源,有具体的软实力价值表现形态。把握好红色文化传播的战略途径,将给世界文化带来积极影响。     

新形势下增强职业教育软实力探析

一直以来软实力受到了世界各国政治领袖、专家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今天有更多的教育学者把软实力应用到教育研究中来。本文针对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竞争激烈、办学难、缺乏吸引力等问题,剖析了软实力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从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丰富校园文化、实施品牌战略三个主要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我国的政党制度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按照“三个代表”要求 ,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 ,是巩固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前提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 ,是巩固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保证 ;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是巩固和发展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途径。     

监狱警察职务“双轨制”运行模式的探索

我国监狱工作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着一线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在制度上创新,建立监狱警察行政职务和技术职务“双轨制”的运行模式,以增强监狱一线工作的吸引力,解决监狱一线警力不足的问题,从根本上提高监狱监管安全的保障系数,最终实现监狱改造罪犯的工作目标。     

马英九“软实力”思想评析

在马英九以大陆为主要对象的“国家安全政策”中，“软实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他企图以政治价值观的漫洇，推动大陆民主化；以文化、教育理念的扩散，输出价值观；以“活路外交”塑造“民主台湾”、“文化台湾”的形象，最终达到对大陆实施“软制约”、“软制衡”的目标。虽然，由于岛内外种种原因的限制，马英九的“软实力”思想尚未对大陆产生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一切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实施的，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背景下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跨文化传播能够提升丝路地带的国家政治互信和促进文创经济交流,能够促进沿线文化多元融合和拓宽音乐文化内涵,能够传承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但目前,在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跨文化传播中还面临着很多困境,由此,我们需要构建差异化传播模式,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音乐文化;增强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自觉,搭建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平台;增强"柔性"传播,重视创新跨文化传播方式;借助现代化传播媒介,打破惯用的传播模式,以此促进我国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经济":历史嬗变与民族复兴的契机

“文化经济”是一个新的时代命题和战略构想。文化与经济相互作用的运动,在现代社会以前是以潜在的朴素的形态存在着。文化经济一体化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人类社会物质基础、政治环境、价值理念不断演化、变迁的历史过程。“文化经济”展现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最佳契机和发展路径,文化经济的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统一,目标是促进社会形态的发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多元统一"模式与"和谐共存"研究

以二元论、二元对立思维定式为基础的研究视角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甚至会遮蔽和阻碍理解“和谐共存”等文化事象。有别于“二元对立”的“多元统一”思维结构和观念模式不仅是一些民族解释世界、处理内部关系的核心结构,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及“和谐共存”的根源。     

关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新思维

构建和谐世界的重要思想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崭新命题，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运用和实践。当前，构建和谐世界要牢牢把握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这两大命题。尊重和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以平等开放的精神，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往，在对立统一中互利共生，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以实现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构建更加和谐的政党关系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需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过程中,构建更加和谐的政党关系。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促进中国政党关系和谐发展的制度。构建更加完善和谐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需要进一步强化和谐的政治理念,需要创造更加和谐的政治环境,需要坚持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互相促进。     

发掘传统文化"和谐"基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含丰富的"和谐"基因.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整体和谐"性重要特征;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和谐"思想集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中庸之道"最高价值原则;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充盈于传统伦理道德领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宽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

群众组织力是指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组织能力。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可逾越的前沿性课题。显在的伦理规范、潜在的共识、科学的精神谱系是建立群众组织力的理论和现实准备。群众组织力的发挥根本来说是一个共享式的群体系统,只有正确处理好求真之道与战略思维、明善之道与底线思维、审美之道与辩证思维、言志之道与历史思维、自觉之道与创新思维等五个方面的关系,才能寻求伦理共识。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不是传统的或古典的,而是现代的;不是思辨的,而是现实的。事实上,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所打造的个体性和整体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新时代,增强中国共产党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需要实现从意义世界到生活世界的过渡、从道德形态到伦理规律的转换、从规范秩序的建构到政治伦理的建构,在增强群众组织力的历史进程中展现"伦理精神",同时外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日常政治生活。因此,群众组织力的伦理共识不是抽象的共识,而是基于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的机理,扬弃冲突的、具体的、历史的和谐,实现政治伦理的和谐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