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邹韬奋新闻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今的拓展

试论邹韬奋新闻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当今的拓展张亚华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人民日报时向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打好五个根底，发扬六个作风”的要求，其中关于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好传统好作风的论述，使得我们广大中青年新闻工作者进一步加深了对邹韬奋新闻思想的理解和...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工商贸易政策及其作用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红色根据地。她在敌人大规模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这与根据地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工商贸易政策,搞活苏区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作管窥。 1934年11月,红二、六军团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后,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困难局面。首先,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1935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根据地进行六路“围剿”,先后出动了正规部队约20万人和地方保安团约10万人的兵力,企     

习仲勋在创建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中的贡献及基本经验

习仲勋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做出了创建陕甘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决策。他制定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策略,从南梁实际出发,实施了一系列发展南梁的政策,使得南梁得以繁荣和巩固,最终“硕果仅存”,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全国抗战的出发点;南梁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基本经验对当时其它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具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面向群众需求是做好宣传工作的内在要求——党领导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经验与启示

<正>宣传发动群众,凝聚抗日力量是党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在这方面,被党中央和毛泽东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表现得尤为突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点名表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时指出：“全国广大的敌后地区都可以照晋察冀的样子去做,只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都可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437页）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儿童英雄王二小的动人故事、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铿锵旋律等一系列经典文艺,均诞生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在当时成为名震寰宇的模范抗敌堡垒,又穿越时空化作弥足珍贵的抗战符号,离不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     

邹韬奋新闻思想探析

邹韬奋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新闻工作实践中,形成了他鲜明的新闻思想:新闻工作要坚持真理,坚持原则,为新社会运动冲锋,为民族自由解放斗争;要教育大众,指导大众,作人民的喉舌和耳目;重视报刊言论,抓好“一头一尾”,创造特色,发挥舆论作用;要倡导敬业精神,加强素质修养,恪尽工作职守,献身新闻事业。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     

南梁政府的创建及几个问题的调查

南梁政府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照金根据地薛家寨失守以后,陕甘红军在一九三三年冬开辟南梁根据地后,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正式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简称。因为政府驻地在南梁,人们都习惯称为“南梁政府。”     

“七君子事件”是怎么回事

“七君子事件”是怎么回事冬云“七君子事件”是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制造的一起爱国有罪的冤狱事件。因为被迫害入狱的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选时七位著名爱国人士，故称“七君子事件”。１９３１年“９·１８＂＄变后，民族危机日趋严重，中国...     

龙岩:红绿交辉换新颜

闽西老区福建省龙岩市,因红色而闻名,又因红色而振兴。“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当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4000多名将士二次入闽.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起红色政权,并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近年来,闽西人民不断焕发红色新动能,建设绿色新龙岩,实现快速发展崛起,当年的“金瓯一片”,如今正在书写锦绣文章。     

思想、仪式与话语：中共抗日根据地展览会与政治动员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举办形式各异的展览会用以实现政治动员。这些展览会始于1938年的延安，后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兴起，逐渐扩展到其他根据地，并迅速发展，趋向成熟。作为政治动员的一种形式，根据地展览会不仅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更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和实现群众认同的重要空间与载体。一方面，根据地展览会通过构建系统完备的宣传网络，消解群众对展览会的顾虑，从思想上动员群众积极参与。另一方面，根据地展览会通过编排展览仪式和设计展览空间实现了仪式动员，并且在展览内容上通过宣传和灌输“民族”“新人”“建设”等关键词进行了话语动员。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动员的一种有效途径，根据地展览会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和增强边区生产的同时，不断强化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向外传播根据地形象，引导和教育群众树立科学观念和爱国观念，促使边区社会显示新的面貌，人民生活逐渐呈现新的气象。     

统战史上的1月

沈钧儒诞辰 1875年1月2日,我国著名法学家沈钧儒出生于江苏苏州。沈钧儒“九一八”事变后率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11月与邹韬奋、史良等7人(史称7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1941     

严怪愚:笔挟风雷的新闻勇士

一代报人严怪愚因不畏强权,文风犀利,笔挟风雷,成为抗战时期与邹韬奋、范长江、冯英子等齐名的著名记者.他曾第一个果敢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丑闻,震惊海内外,赢得了“新闻勇士”的美誉.     

杨国夫率部突围清水泊

清水泊,位于寿光县境内,是八路军清河军区及其主力部队经常活动的根据地,是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自由天地,也是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1942年6月上旬,日寇第六混成旅团纠集青岛、潍县、惠民、益都、广饶等地日伪军5000多人,采取“纵横扫荡”、“梳篦清剿”的战术,对清水泊实行“铁壁合围”,妄图彻底消灭八路军主力,吃掉根据地。这时,     

黄炎培不是江南地主的总代表

黄炎培是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改革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民间事业的领袖,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但长期来,对黄炎培的评价不公,其莫过于“地主阶级代表”说。教育史研究者认为,邹韬奋、陶行知在社会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作为     

论“左”倾思想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危害及其与西北革命党人的分歧

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掩埋了同志的尸体，继承他们的遗志，又开始了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流血牺牲，终于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开创出了一块块革命根据地，为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因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一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开创初期，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残酷斗争环境，以及国际共运指导方针上的一些缺陷等因素，党内“左”右倾错误几度泛滥，特别是“左”倾错误对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危…     

罗瑞卿与郝治平的战地婚事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各敌后根据地先后进入抗日战争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一颗爱情的种子在罗瑞卿和郝治平之间萌生。     

“火车头”：作为基层传播媒介的冬学运动及其对妇女翻身的影响——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

冬学是一种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开办的季节性学校。在抗日战争的根据地时期，冬学被中国共产党作为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要形式，广泛开展识字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活动。本文以晋冀鲁豫根据地(1937-1948)为例，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总结和分析冬学运动的组织机构、动员工作、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及其作用与意义。从基层传播的角度分析冬学运动如何内嵌于乡土社会，成为妇女教育、妇女参加生产教育、妇女革命意识教育的中介，是一种充分利用在地资源并完成社会改造的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教育模式。1944年延安新教育方针发表，对冬学运动的教育模式、组织方法进行了反思，形成了以群众路线为方法，与生产、时事教育相结合的“新冬学”,使得冬学成为“一切工作的火车头”,冬学变成一种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媒介，在妇女翻身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偏远农村地区还广泛采用冬学模式进行社会教育工作，显示了根据地时期的社会实践与新中国的延续关系。     

“红都”新貌——瞿家湾镇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实践与启示

瞿家湾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都”。近年来,这里崛起了一座新城——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选择逻辑及其演进——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研究对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成立苏维埃政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理论与中国民间传统劳动互助形式相结合．创设“耕田队”、“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形式．并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呈现出战时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特点。它的产生和发展,为改善革命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支援革命战争．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把官僚主义抛到粪缸里

1932年 8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当时，根据地建设异常艰苦，战事频繁，要求红军既要深入宣传群众“扩红”，又要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各项经济建设。对此有些同志却简单行事，采取命令主义的方法，蛮横地向群众摊派公债，结果群众不喜欢，妨碍了“扩红”和经济发展。 　　毛泽东同志把官僚主义方式痛斥为“极坏的家伙”，从当时的情况看，它主要坏在严重损害了根据地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红军形象，妨碍革命事业进程，贻误发展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