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宪法保障

腐败是全球性问题。尽管国际社会不断从国际层面上加大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力度,越来越多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关注腐败问题;但是惩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效果还取决于各个主权国家的国内相关制度和有关法律。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的相关制度需要宪法的支持,宪法的内容对打击和预防腐败犯罪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预防腐败法律制度难点及对策分析

我国已经采取预防性的反腐败措施遏制腐败,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然而,预防腐败犯罪仍然难点重重,适应我国现有腐败犯罪的形式、腐败犯罪特点,我国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犯罪制度也要同步发展.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介评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出台的历史背景主要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在全球呈日益猖獗之势;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可能在国内一级加以解决;有关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为《公约》构筑了基本框架。《公约》的立法突破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国际合作的力度;首次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国际犯罪的主体类型得以拓展;普遍管辖原则获得进一步发展;创制并发展了时效延长制度、引渡程序简化制度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强化了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功能。     

国内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探讨

预防腐败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世界各国关于预防腐败的制度和措施多种多样。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其中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认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对于本国防腐作用是巨大的。"腐败-惩罚"的传统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申报-公示-防腐"的全新模式。     

评析《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项针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促进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规定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腐败和妨碍司法等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还规定了缔约国对公约所涵盖犯罪行使管辖权以及缔约国相互间提供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这个公约的生效,将对各国运用国际法机制,协调与合作打击跨国犯罪提供强有力保障,我国批准该公约不仅有利于通过公约加强与有关国家大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也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相关法律机制。     

浅析腐败犯罪的制度成因和防治对策

腐败犯罪已成为中国的焦点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新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性缺陷导致腐败,现行的体制和具体制度存在的缺陷为腐败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因此,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完善激励机制,改革机会结构,强化约束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达到遏制和预防腐败犯罪的效果。     

高校基建领域腐败犯罪的治理:特点、原因与对策

基建领域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点、多发领域。高校基建领域腐败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犯罪主体以校级领导、基建规划部门领导为主,且窝案串案突出;犯罪行为日趋多样且隐蔽,次数多、时间长,大案要案增加;犯罪发生相对集中于工程发包、财务管理和工程建设实施环节。高校基建领域腐败犯罪发生的原因是,缺乏监督导致的外部遏制不足以及部分高校领导价值感、责任感偏离等导致的内部遏制不足,基于无法抵抗巨大利益诱惑及制度本身不健全形成的外部拉力,基于个人攀比、贪婪、侥幸心理等形成的内部推力。就高校基建领域腐败犯罪的防治而言,应当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细化高校基建制度,减少犯罪机会;健全高校监督制度,提升犯罪难度;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积极进行犯罪心理预防;强化刑罚适用的必然性和及时性,充分发挥刑罚的预防功能。     

健全和完善防腐反贪的法律体系

以法治腐是国内外反腐败斗争的一条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重视法制建设和反腐败立法,我国反腐败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步建立了一套惩治腐败犯罪的法律体系。党中央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反腐败实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已经成为我们党反腐败的一条重要方针。《实施纲要》和《规划》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惩防结合的反腐败战略,更注重制度建设,强调要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律体系。西方各国的反贪腐犯罪立法,注重事前预防和综合治理两个方面。在我国反贪腐立法过程中,借鉴域外反腐败立法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健全和完善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律体系。     

我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预防腐败制度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针对当前我国预防腐败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我们要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继续推进政务公开;建立预防腐败的法规、制度,规范公务人员职业行为;继续深化监督体制改革,逐步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腐败的制度模式。     

新形势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面临的难点及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腐败犯罪日益呈现出复杂化、隐蔽化和跨国化等特点,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国际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惩治腐败犯罪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而是需要各国加强合作交流,在反腐败工作中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以形成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的合力。     

部分国家反腐败法比较

当今世界,腐败已成为各国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如何有力治理和有效防范腐败的发生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国都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制止和预防腐败,反腐败措施的种类和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纵观各国主要反腐败措施,制定专门反腐败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和选择,许多国家除了在自己国家的刑法、行政法和其他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关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内容外,还制定了独立的专门反腐败单行法律法规。这些专门反腐败法将反腐败的制度、措施进一步细化,而且适用起来更加方便、灵活,在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对新加坡、韩国、美国和英国的专门反腐败法作比较研究,为我国反腐败法的制定和完善提供一些借鉴。     

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与廉政建设

从行政权力腐败的运行规律和特点看,我国行政腐败的形成与蔓延与政府过度干预、行政法制滞后、民主参与不足有着密切的关系。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核心是制约行政权力,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工作,必须建立健全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权力控制、规范、制衡、责任、监督机制。     

贪污罪与死刑的适用

对贪污罪适用死刑违背了刑罚的公正性,侵犯了罪犯的人格,实践中也收不到预防犯罪的良好效果,但就我国现阶段所处的条件而言,又不宜立即予以废除,因此我们只能采取先从技术上严格控制直至最后完全废除的刑事政策。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研究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问题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由于共同贪污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我国刑事法律有关贪污罪共同犯罪的规定在具体适用上存在不足,我们有必要通过归纳和评析理论界对共同贪污行为定性问题的不同见解,来正确认定共同贪污犯罪,以有力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搞好我国的廉政建设。     

论国际反腐公约中滥用职权罪的特点——兼与我国刑法滥用职权罪比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对形成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和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及对外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公约》第19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与我国刑法第397条滥用职权罪比较,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各有利弊。公约的这一规定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加入WTO后权力腐败的防治

权力是滋生腐败的基础,失去监督的权力与私欲结合便产生腐败。我国现存的官僚作风如与半市场化经济结合,将为权力腐败的滋生留下大量的空间,较之完全市场化国家的反腐败难度更大。我国加入WTO后,正在更加深入地进行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必将强制性制约政府的行政干预力,为我国从源头上防止权力腐败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地位与作用的反思——一种刑事政策学意义上的观察

在我国反腐制度体系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由刑法规定的、相对于其他反腐罪名处于附属、补漏性地位的一项制度安排。其具体政策作用在于防止放纵一定犯罪（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贪腐行为）,解决一些关联犯罪可能的证明难题,防止案件拖延。作用有限已难以满足目前反腐斗争需求,在实务中还产生不少负面影响。财产申报制度的创设能够使该罪获得相对独立地位,充分释放其反腐能力,并消除其负面影响。在我国财产申报制度注定出台的情况下,应考虑重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或其替代性罪名（包括其地位和作用）。     

入世与中国品牌的思考

中国入世,意味着中国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创建中国名牌已是势在必行,我国企业在种种挫折面前,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国际市场调查与预测,准确进行市场定位;加强品牌的研究与开发投入;加强政府对品牌的保护;组建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     

论腐败犯罪的人事制度防控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腐败现象在某些领域有滋生蔓延之势,反腐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遏制并有效控制腐败犯罪,需要一个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方面政策的制定、制度完善与设计的过程,更需要一个完整详致的防控腐败犯罪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事制度为视角,来探讨控制腐败的逻辑起点,并通过人事制度的完善加强对腐败犯罪防控机制的建设,建立防控腐败犯罪的社会系统工程,或许对我国腐败犯罪的防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