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参与的伦理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随着网络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构建有序的网络民主参与路径，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文章论述了网络民主参与具有提高公众参与国家事务积极性、提高网民政治素养和道德觉悟、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伦理意义。讨论了当前网络民主参与存在少数网民网络民主参与的理性不足、在一些舆情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地舆论引导能力等问题，并认为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建设的滞后等是导致各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提出培育网民公共理性，加强和完善舆论引导能力，特别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政治伦理体系，可从根本上解决网络民主参与的诸多问题，筑造网络民主参与的有效路径，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网络伦理的困境与发展

网络伦理是网络社会良性运行的必需条件，但网络社会的虚拟性、无序性，上网者的网络道德特征以及网络伦理的自律性特点，使网络伦理存在生存困境，我们必须增加网络道德实践，更新网络道德模式，促进虚拟道德向网络道德的回归，推动网络伦理学的发展。     

网络民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加速进入网络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新型的民主形式———＂网络民主＂,正确认识网络民主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的影响,找到切实可行的发展对策,大力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有现实的价值,又有深远的意义。＂网络民主＂的出现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积极地作用,同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基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现状,普及网络教育,加强网络法制和道德建设、政府网站建设,同时改变政府管理模式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健康有序的发展。     

网络伦理的困境与发展

网络伦理是网络社会良性运行的必需条件,但网络社会的虚拟性、无序性,上网者的网络道德特征以及网络伦理的自律性特点,使网络伦理存在生存困境,我们必须增加网络道德实践,更新网络道德模式,促进虚拟道德向网络道德的回归,推动网络伦理学的发展。     

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律规制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政治参与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参与的创新形式,对发展现代民主政治参与起到了重要作用。透视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规现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律规制有其现实的主体价值、社会价值和国家价值。同时,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律规制面临着现实困境,主要有主体困境、立法困境、执法困境、守法困境、制度困境等。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窘境,需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制度层面去破解,进而推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规建设,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运行。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网络治理探析

以互联网为引擎的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社会网络化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理政新理念。网络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形态。持续推动着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维护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及有序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深化改革均需要全面加强网络治理。现实中,我们面临技术及核心网络资源支配权、法制、道德、政府＂在场＂等多重困境和挑战,必须加强宏观统筹,制定国家网络发展战略,加紧进行技术创新,完善网络法律法规,加强全民伦理塑造,并根据网络发展现状转变执政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推动全球网络共治。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制度伦理建设

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伦理是党在执政实践中倡导的制度价值理念以及实现过程中的基本规则，是党在执政过程中制度设计与运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表现。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伦理，对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以及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伦理建设，必须从树立正确的执政伦理观，加强执政伦理制度化建设，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关系，完善政党监督体系以及推进制度伦理学科建设五个方面入手。     

公共管理视阈下的网络公众参与：意义、困境与破解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依然持续高速发展，它不仅改变了我们学习、生活的方式，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民主政治建设。互联网的出现，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不仅使公民能通过网络参与公共管理活动，而且还使民主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然而，网络公众参与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一些困境阻碍其健康成长。因此，研究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中网络公众参与的现状、分析面临困境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一些符合国情的网络参政议政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中的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是研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准则、政治与道德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本文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解读、分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及相关理论。建构两岸关系的价值目标体系与两岸交往伦理、互动规范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理论中的两大政治伦理创新。探索两岸关系的政治伦理问题,对于深入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精神实质、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后发国家的“低度民主”困境及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的启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球民主化浪潮把大量发展中国家卷入民主化进程中,一晃30多年过去了,部分民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陷入"低度民主"困境中,普遍出现持续的社会冲突和动荡、贪腐盛行、行政低效,经济停滞,贫困落后。"低度民主"困境的形成从总体上说,是违背民主发展规律性,无视民主发展的客观条件,采取错误的民主化策略的结果。"低度民主"困境给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前车之鉴,它警示我们要尊重民主发展的规律性,走科学的民主发展道路。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