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的贡献——兼评托尼·布莱尔《打破气候变化僵局:低碳未来的全球协议》报告

全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由于成本和收益分担不均等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面临很大困难。总体而言,减排的成本损失有限,但收益显而易见,而不减排的成本却相当高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调整其经济结构承担减排义务。中国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参与减排,应对气候变化,为世界做出绿色贡献。     

专家谈“气候变化、国际气候谈判与坎昆会议”

<正>全球气候变暖是世界各国面对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治理问题需要各国共同的努力。如何认识"气候变化"和全球气候谈判?2010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政治研究室主办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研讨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海滨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陈迎研究员和欧洲研究所曹慧助理研究员,分别     

体制与能力:试析美国气候外交的二元影响因素

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美国政府遭遇了体制与能力的二元困境:既要平衡体制内部的矛盾,融合地方和党派的分歧,达成政治妥协;又要提高谈判能力,以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垄断话语权和发展空间分配权。因此,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出现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治理谈判进程中拥有强大的谈判能力;另一方面,由美国的体制衍生而来的分化消极态度极大约束了其在气候外交和全球谈判的手脚。本文试图从美国的体制和能力两个维度来分析这一现象,认为美国强大的谈判能力和日趋分化的决策体制之间的失衡将不可避免地促使其在全球气候环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美国气候外交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差异,不能将其简单归因于政党政治和利益集团或者执政党领袖等因素,而是美国体制问题和谈判能力二元互动的产物。     

哥本哈根谈判进程和中美碳外交的发展

巴厘路线图出台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酝酿着深刻变化。进程将尽的哥本哈根谈判也面临大国关系复杂交错的分化与组合。其间中美经由碳外交建立起来的双边协调和互动关系,促使美国试图争取掌握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格局的主动权,亦促使中国试图继续赢得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均势。我们必须对中美共治的幻象有清醒的认识,警惕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绑架中国。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格局不可能适用中美共治的模式,而会通过大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多边协调的框架机制完善发展。     

气候变化、综合安全保障与欧盟的生态现代化战略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对于全球经济社会的全局性和弥散性影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行动不但具有重要的安全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安全考量始终是欧盟气候议题的重要影响因素,其经历了从单向度的生态安全向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和生态安全等多维度结合的综合安全变化。为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安全影响,并获得未来低碳经济的主导权,欧盟正在其内部及国际上打造一个综合安全保障战略,通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使欧盟获得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社会安全与生态安全。欧盟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其重要的战略支点,通过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以撬动整个经济社会的低碳转型,最终实现其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德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的生态现代化战略既成功实现了减排目标,也提升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而且还有效缓解了德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欧盟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生态现代化战略比较成功的典范。     

中欧环境合作的民意基础——欧盟环境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与公众认知分析

一直以来,欧盟在保护环境上起着全球领先者的作用,考虑到中欧双方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对全球抑制环境恶化和改善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了解欧盟环境和能源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眼中欧盟作为环境行动者的形象,对中欧双方学界和政界进一步探讨双边合作的潜力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讨论欧盟的各种对外身份和形象入手,论述欧盟在环境、气候和能源问题上作为全球领先者的贡献以及中欧在保护环境和气候变化上的合作,然后考察欧盟环境行动者形象在中国的传播,分析中国市民、政府官员、商界精英、学者以及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对欧盟这一形象的认同和感知,并探讨其对中欧未来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等相关问题合作的启示。     

美国气候外交中的地方参与

美国联邦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努力中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州和市为代表的美国地方政府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由于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宪法授予的外交权力,美国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外交带来了理论挑战。事实上,美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外交中的参与,是一种有益补充,这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在不参与或不认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掌握甚至引领该进程的相关理念、技术和机制发展。换句话说,相较于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缺位而言,美国地方政府对全球气候外交的参与是一种"补位"。     

全球气候治理的地缘政治博弈

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全球气候治理是国家在气候问题领域进行的一种地缘政治博弈,但各国的博弈战略选择主要基于它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以及相关的发展路径、社会经济结构和技术资金等非地理性地缘因素的考量。本文扼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后果,以及基于脆弱性之上的气候地缘政治的非地理性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主要的气候谈判集团在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核心的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政治立场,以此揭示气候地缘政治博弈的本质以及气候治理所面临的困境,并对摆脱困境的对策提出了一些思考。     

全球减排路线图的正义性——对胡鞍钢教授的全球减排路线图的评价与修正

任何全球减排路线图的绘制都无法脱离国际正义而具有生命力。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性要求全球减排路线图尊重具有两面性的国际气候正义:环境正义和发展正义,需要考虑国家间公平、人的公平和代际公平。仅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准缺乏足够的正义,至少还需要加入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和气候变化脆弱性两个指标。三者分别体现气候变化正义性中的人的平等发展权、减排责任分担和对受害者在排放权上的补偿。综合三大指标后的四分组分类,才是更体现正义性、更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路线图。从正义性出发,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并努力推动全球减排进程,但也要注意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中国在全球减排中的作为,应是在国际正义与国家发展战略间取得平衡。     

美国气候变化立法进展及启示

气候变化立法是近年来美国立法领域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本文研究了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进展,重点分析了本届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及参议院提出的最新匹配法案《2010年美国能源法》。两份法案在发展核电和海上油气开采、碳排放许可分配、维护碳市场稳定等内容上有一些重要差异。与上届国会气候变化相关法案相比,本届国会的气候变化立法日益强调保障美国的能源安全与独立,促进国内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就业。这反映了国际国内形势对美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影响,以及美国不同政治势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斗争。但是总而言之,美国就温室气体减排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从本国发展战略考虑,为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巩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服务,而不单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压力。     

德国对外气候援助的行为及其动因分析

提供气候援助以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气候治理能力的提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发达国家缔约方的法律义务。随着气候变化议题地位的不断上升,气候援助也成为诸多发达国家对外援助中的重要部分。一直以来,对外气候援助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着较大比重,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资金面临缺口的情况下,德国仍然保持甚至增加了其对气候援助的投入和承诺,是全球公认的积极的对外气候援助国。其对外援助行动表现出了援助意愿强、援助力度大、援助对象广、援助渠道多和援助专业化的特点。通过对德国援助行为的分析,可发现其援助动因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帮助受援国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二是提升德国在气候议题中的谈判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三是促进德国国内气候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可以预见,德国将会在这一领域延续其一贯积极的政策导向,引领全球发达国家的气候援助行动。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对外决策模式与行动动因

气候变化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全球公共问题。欧盟在全球应对行动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之一。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决定了其气候外交行动的方式,并对全球气候行动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探讨欧盟气候行动的深层动因,有助于理解欧盟气候政策的机理和对外行动的逻辑。本文将从外交政策的视角研究欧盟的气候决策模式,从动机和外部因素两个方面解读促使欧盟致力于领导国际气候谈判的深层原因。     

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及其限度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其上任后着手重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陷入停滞的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为此,拜登政府“内外兼修”,在国内重振气候治理政策议程,在国际上恢复履行全球气候治理义务,进而推动重启与中国的气候合作。拜登政府重启美国对华气候合作是拜登总统个人及其政策团队的气候理念使然,受到民主党气候立场传统、党内进步派施压、利益集团推动等国内政治因素驱动,同时也服务于其总体对华政策。但重启却始终难以摆脱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范式束缚,面临对华更加强硬的共和党不断掣肘、中美围绕全球气候治理责任分摊的立场差异难以弥合以及气候优先还是遏华优先的两难选择等多重因素制约。     

气候正义的僵局与出路——基于法哲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考察

气候正义涉及复杂的国际法与国内法问题。传统国际法强调主权独立和互不干涉,而应对气候变化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合作减排。国际合作减排的前提是各国主动放弃部分排放权利,主动承担减排义务。气候变化对整个国际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由于各国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各国所受的负面冲击不尽一致。有些国家必须支出巨额的调整成本以适应变化了的全球气候,而有些国家反而会因气候变化获得短期利益。根据科斯定律初始权利分配原理,气候正义不是简单的排放权的界定与转让问题,它要求运用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原则对不公平分担减排责任的现象进行平衡处理。中国固然应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减排,但同时要坚持发展权优先的观点,与工业发达国家展开有理有节的谈判与斗争,争取最大限度地实现矫正正义。     

国际环境正义与国际环境机制:问题、理论和个案

国际环境正义是影响国际环境机制创建和运作的重要因素。这一点通常被主流的国际机制理论所忽视。本文在分析国际环境正义的由来、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 ,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国际环境正义如何影响国际环境机制 ,然后以全球气候变化机制为例进行验证和修正 ,最后指出这一问题的理论含义和政策意义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英国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就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基本达成共识,但很少有国家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更不用说采取实质性行动应对气候安全问题。英国在这方面走在了绝大多数国家前面,它不仅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而且还在实践中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增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相对贫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虽然其中不乏出于保障本国贸易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但不可否认,英国的行动和努力为推动国际社会重视气候变化与安全的关系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边缘到中心: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

本文简要地论述了气候变化在美国从环境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的历程,并分析了自1989年以来美国政府气候变化政策的演变.本文认为,气候变化问题在美国政策议程中经历了从边缘向中心移动的过程,现已被美国当作21世纪国际安全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安全议题之一.     

冷战后法国的新能源政策:调整、特点及影响

当今世界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已成为全球各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欧盟各国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积极调整其能源政策,并以大力发展新能源为主要方向。法国作为欧盟的主要大国之一,在新能源政策发展过程中具有引领作用,并以电力政策为代表,法国政府不断依据国内外形势的要求调整其能源结构,表现出法律规范性和明确的目标性两大特点,并在国内和欧盟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美中关系展望

中美关系是成熟、广泛、建设性和坦率的.双方知道如何处理一系列广泛问题才能使其不损害总体关系.但不幸的是,每一方仍对对方的长期意图存有疑虑.在2009年,双方仍须审慎对待既有的主要问题.但随着一个重要变化的出现,最重大的全球问题也正上升至美中关系的核心地位.其中最关键的两个问题分别是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美国希望大力加强与中国在这两大问题上的磋商与合作.这类合作可以把美中关系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两国关系更深入、更稳定、对世界其他地区更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还可以减少相互间对对方长期意图的疑虑.如果两国付出了努力,却在这些重大全球问题上未能展开合作,那么美中之间的不信任感或许会加深,两国关系或许会面临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