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两极化刑事政策的差异反思

我国现阶段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西方国家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产生背景、内涵、具体刑事政策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二者的实质不同.这种差异的产生跟其各自面对的不同犯罪刑罚模式、刑罚理念的转向和背后所反映的价值现有关.立足于我国社会现状,结合对犯罪是不可消灭的理性认识,只有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侧重于宽的一面才是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     

反恐背景下对少数民族特殊刑事政策的审视

暴力恐怖犯罪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刑事政策的动向值得关注。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中国暴力恐怖犯罪的发展现状,重新审视少数民族人员适用"两少一宽"的特殊刑事政策问题。"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提出和适用有重大价值和意义,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全面确立和落实,以及"严打"暴力恐怖犯罪专项行动的持续开展,需要立足全局和用发展的眼光,客观理性地看待少数民族人员的犯罪问题,没有必要再单独针对少数民族人员提出特殊的刑事政策。因此,"两少一宽"的特殊刑事政策应当废除。     

如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贯彻严打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包括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赋予了严打政策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准确界定严打政策的定位,准确把握严打政策的内涵.     

如何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下贯彻严打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内容包括：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宽严有度；审时度势，以宽为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赋予了严打政策新的内涵，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立足于治安形势和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准确界定严打政策的定位，准确把握严打政策的内涵。     

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之重新解读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态势较为严峻,且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团伙犯罪有滋长之势,而理论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过于强调处罚上的从宽。因而,须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重新解读,这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总刑事政策、"打防结合、预防为主"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责刑相适应"刑法基本原则及国际人权法之综合要求。实践中,把握未成年人犯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内涵还需要注意"宽"之维的解读、刚性年龄制度之重申以及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等三个问题。     

刑事政策学的重构和展开

该书封底介绍文字：“本书试图建立刑事政策学的理论框架,书中观点大多是一家之言而且是国内学者在该领域中的首创。作者重新界定刑事政策概念,由此推导出刑事政策的功能、目的,人道性、法律性、科学性等价值定位及由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刑事政策学的独立学科属性。有关犯罪的基本理念犯罪观、犯罪概念、犯罪原因是本书的基石,宏观刑事政策与微观刑事政策是在此基础上展开。”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

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当代法治社会,包括刑事政策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自由、正义和人权,因此,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便包括自由、正义和人权。本文阐述了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并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是宽严结合,以宽济严,对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作为一种性质极端恶劣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近几年来重点打击惩治的犯罪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对待此类犯罪应秉承＂严＂的态度,在严厉打击的基础上,也不能抛弃＂宽＂,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充分体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成员区别对待的原则,更好更有效的瓦解黑恶势力,打击犯罪。     

人格理论视角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提出的刑事司法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应当注重与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相适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打击和控制犯罪.为此,我们应当结合人格刑法理论,在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行为人的人格,抛弃传统的刑罚万能观念,该宽则宽,该严要严,二者结合,充分发挥刑事政策的作用.     

论中国反恐刑事政策的法治化

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指导下的世界各国反恐立法,呈现出反恐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的趋势,但是,在严厉打击恐怖活动犯罪中,存在如何保护人权的问题。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反恐经验,结合我国反恐实际情况,在严厉反恐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构建适合本国国情的反恐法律体系,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应该在反恐法律框架内进行。而严厉的反恐刑事立法会存在"严有余,宽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反恐刑事政策司法化的过程中积极发挥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以宽济严"的一面,从而实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效益的最大化。     

毁损类文物犯罪的成因与立法完善

依照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毁损类文物犯罪不是一个具体的个罪,而是类罪。它主要包括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4个罪名。受经济利益驱使、人们文物保护意识淡薄、规制文物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毁损类文物犯罪日益上升,给我国的文物安全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立法的完善是有效防控犯罪的途径之一,针对我国毁损类文物犯罪的立法现状特点,应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旨,扩大刑法的入罪法网,合理设计量刑制度。     

风险社会下职务犯罪办案风险防控机制的构建

检察机关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于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殊性，使得职务犯罪办案风险与普通刑事犯罪相比有明显不同。特别是当前职务犯罪呈现出智能化、隐蔽性等发展趋势，传统办案风险防控机制已不能适应侦查工作发展的需要。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建立办案风险防控的长效机制，完善风险防控的应激机制，并根据办案阶段和风险类型的不同，可呆取多种形式化解办案风险。     

走私文物罪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作为文物大国,我国一直是文物犯罪的高发地。走私文物罪是文物犯罪的重要类型之一,其犯罪手段隐蔽,犯罪性质恶劣,造成的危害后果难以挽回。文物的独特价值决定其本身无法复制和仿制,文物一旦被偷运出国门,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损害不可估量。由于暴利驱动和犯罪方法的不断升级,走私文物犯罪集团作案手段的智能化和国际化,使得我国文物保护的任务日益艰巨。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完善立法、加强执法、强化管理、扩大宣传、密切国际合作等,寻求有效的防控文物犯罪、特别是预防走私文物行为的综合对策。     

浅谈恐怖化刑事犯罪

相当数量的刑事案件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方面的危害程度和恶劣影响是空前的,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造成严重的恐怖气氛和社会恐慌,对此类案件我们称之为"恐怖化刑事犯罪"。恐怖化刑事犯罪的成因是:社会矛盾的演化、价值观的失衡、社会控制的缺陷以及个人心理因素。遏制此类犯罪,必须调节社会矛盾、建立防控体系、提高公民防范意识、快速反应,并对恐怖犯罪进行不断研究。     

谈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指对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通过改造可能诱发犯罪发生的情景来减少犯罪的犯罪预防方法。“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因素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影响犯罪的时空因素和社会控制力度。采取减少犯罪机会、加大犯罪难度、增加犯罪成本及降低犯罪预期回报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两抢一盗”犯罪。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犯罪智力手段

智力手段作为一种先进的犯罪手段类型，涉及的领域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与传统犯罪中诸如暴力手段、权力手段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实现犯罪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智能性特征，从而助长了犯罪的成功率，也加大了司法机关查处的难度。因此，只有加强对犯罪智力手段的理论研究，对犯罪智力手段相关内涵进行界定和把握，才能进一步推进智能化犯罪这一领域的研究和防控。     

试论盗窃文物的犯罪行为

本文以现行刑法和文物保护法为依据,针对文物盗窃犯罪行为的特殊性,根据刑法的基本理论,就文物盗窃犯罪行为独立设置为盗窃文物罪,以及盗窃文物罪的犯罪构成,盗窃文物罪的刑罚设置及其适用阐明了笔者的观点。     

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关系的三个层面

刑事政策是国家和社会基于相对公正理性而选择的犯罪防控对策系统。刑事政 策与刑事法律二者之间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在价值取向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 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在对策系统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整合与被整合的关系;在具体措 施上,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是校正与被校正的关系。     

试论走私文物案件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走私文物犯罪认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是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走私文物的不同情形,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等几个方面着手,提出了认定此类案件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