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在法治中的地位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法学范畴内倍受人们关注的话题。道德的多元化导致了法律规范的产生,也使得相容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历史表明道德在法律体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决定了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也不能忽视道德建设。道德的法律化是解决道德与法律关系的一种重要途径,但它只是在立法层面上解决了问题;法律的道德化可以使得制订的法律被自觉、良好地遵守,从而真正实现法治的要求。     

论守法的道德基础

立法、执法两者和守法之间存在着不合情理的矛盾,原因在于法律本身和道德的脱节,以及道德本身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道德一定程度上和西方自然法存在重叠,但是具有更为宽广的含义,对于守法的作用而言,其改变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让法律细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补充法律的漏洞。本文认为要使法律在道德的基础上得到良好的遵守,一方面需要让立法和执法与道德很好的结合;另一方面需要提高道德地位,给予道德足够的重视。     

道德意识探析

道德意识在道德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包含着道德主体创造力发挥的内在需求,是形成道德活动动机的内驱力。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道德失范与冷漠的现象,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把道德意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结果。本文认为道德主体的认知水平与认知结构,群体的无意识等因素是影响道德意识转化的障碍,我们应该发挥良心的作用,注重道德信仰的建构,道德人格的完善等方面来建构道德意识。     

论公共行政的道德特性

公共行政存在的客观性及特有的社会作用,确证了它具有不同于其它道德形式的独特性。主要表现在:(1)从社会基本领域划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道德是"公域道德"而非"私域道德";(2)从道德类型划分的角度看,公共行政道德属于"义务型道德"而非"功利型道德";(3)从道德践履的途径上看,公共行政道德是"责任道德"而非"权利道德"。     

危机之下更应注重道德建设

人们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很强的危机意识,但对现实中的道德危机却没有足够的认识。要从容面对危机,经济和道德的建设一样重要。因此在用积极的经济方式来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不能忽略了道德建设在应对危机中的重要作用,而更应该从道德层面对危机进行反思,从增强道德危机意识,弘扬社会主义道德价值观,建立道德评估体系加大道德约束力等方面加快道德建设。     

论道德风险与道德创生

道德风险是主体行动的道德不定性及其社会后果的不定性。道德风险行为很有可能在冲撞既定道德的同时，蕴含着道德更新、发展的因子，此即道德风险的有利可能性——道德创生。道德风险的创生作用表现在：它使社会道德创新生长——拓展人类的道德思维，发展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信条；它依存于社会实践，推动新事物，创建新环境，促进社会发展。在人类开发和应用现代科技的进程中，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进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德风险创生作用的发挥。而道德风险创生作用的实现，需要主导和主流的社会主体以开放性、发展性的道德思维来看待道德越轨行为；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尤其需要在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全面推进中，注重消除封建道德对大众道德思维的禁囿。     

道德律：道德生活的可能性

道德律是人们道德地生活的基本法则,唯有道德律才能提供一种道德生活,也才能使道德生活成为可能.我们的时代缺乏对我们生活的准则是否合乎道德法则的检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道德律给我们提供了可资思考的维度.康德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指出了一种道德地生活的可能性.道德是人之为人应有的生活方式,只有严格的道德规范,只有过一种严格的道德生活才是国民当下的道德选择,而伦理研究者的责任则尤为重要.     

试论邓小平道德建设理论

邓小平同志总结我国建国以来道德建设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伦理道德学说。邓小平道德建设理论主要是:科学地阐述加强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创造性地提出了道德建设的根本原则;正确地解决了道德建设的目标;深刻地揭示了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     

浅析道德法律化对道德建设的意义

在"法治"与"德治"并举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治国方略的今天,深刻地认识和揭示道德法律化对社会道德建设的价值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道德确立的基本价值为立法指明了方向,是健全法律的重要因素。本文指出法律选择了道德,可以推进道德的普及,提高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弘扬道德精神。     

八荣八耻：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时代标杆

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大学生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他们的道德社会化过程在道德认知、道德行为、道德情感上出现了诸多偏盖。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全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具有时代标杆的作用,来规范和加快大学生道德社全化的进程。     

中国人的道德结构:道德差序圈

道德差序圈是指个体对自己与其他实体进行道德考量的心理结构。它具有两个维度,即范围与差序。前者指的是究竟有多少道德实体让个体感到应对其负道德义务,并进入个体的道德考量中;而后者指的是究竟不同的道德圈层之间个体对其道德义务感与道德考量程度上有多大区别。道德差序圈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并结合西方科学范式产生的概念,对于西方道德圈研究而言,这种结合能够巧妙地弥补其对差序维度的研究缺陷,使其在差序维度得以蓬勃生长的文化土壤中得到更为充分的阐明;而对于我国差序格局研究而言,道德圈概念的融入不仅能够为其注入实证科学的新鲜血液,也为其被西方学者所理解打开了大门。因此,道德差序圈是一座能够联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两种最能触及中西文化本质的道德概念之融合,我们期望能够在解释中国人的道德判断与行为时做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尝试。     

金融危机的道德诊脉之启示

美国金融危机的波及引起了严重的世界性金融恐慌,其危害至今仍未见底。此次金融危机虽由次级贷款引发,但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缺失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正如温家宝总理2009年年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一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利益,丧失了道德底线。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克服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需要道德的力量,即树立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价值观;正确的处理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坚定经济发展的信心,共度难关,即经济主体在＂经济人＂与＂道德人＂之间、义与利之间正确定位;同时我们更需要把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用道德保障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试析康德关于道德情感的理论

从道德情感的本质结构和作用机制,可将康德的道德哲学定位为形式主义与义务论的传统观念;康德对道德情感的态度是全面而适当的,长久以来人们对康德的关于道德情感的观点的批评建立在对他的误解之上;其实,康德并未忽视人类道德情感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从康德的批判哲学的视野出发,道德情感得到了全面的考虑,并获得了恰当的价值与地位。     

论行政道德法制建设

现在行政违法行为和行政失当行为屡见不鲜,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行政主体行政道德意识薄弱,而且这种行为都是对公务员行政道德的违反,都应该承担行政道德责任,所以当前应该强调加强行政道德建设。本文认为,在着力进行教育和培训的同时还应进行法制建设,建立对行政主体的道德责任监控机制。行政道德法制建设的主要内容有:制定公务员行政道德规范并推进其法规化进程;完善公务员行政道德教育、培训制度;建立监督行政道德执行的专门机构等。本文主要论述最后一方面,提出建立公务员行政道德专员委员会的设想,并分析该机关与现有机关的协调,以达到各机关总体效益的最大化。     

道德信仰研究综述

道德信仰被理解为对道德目标的信服与崇拜，它是对道德生活的超越性把握。道德信仰赋予道德以精神本体，同时又是人的精神生命形式。善恶因果链的断裂、两种明的冲突、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以及道德体系自身的缺失等导致了道德信仰危机。对道德信仰危机既要有忧患意识，又要持乐观态度。重塑道德信仰的基本途径是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和道德法制化。道德信仰研究的存疑颇多，如，道德信仰能否科学把握，其理性与非理性如何统一？对道德信仰危机的否定性评价的标准是否具有自明的真理性？道德法制化与道德的自由精神有无冲突？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对道德自律与道德他律认识的综述

本文从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的概念入手,结合中外伦理学家们对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介绍了道德他律和道德自律的联系与区别。     

论哈特的道德之法律强制的限度问题

本文对哈特的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观点和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进行了阐述,分析了法律和道德在功能上的共通之处,强调在构建法制社会的过程中不可以忽视道德的补充作用。     

从道德与法律关系谈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构建

德治和法治是中华法律体系两大基本社会规范和法律体系两大重要构成部分,在社会的发展管理中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在社会转型期,法律和道德的和谐统一是其顺利进行并成功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与法律体系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和错位:道德建设相对滞后,法律体系建设超前道德建设先行发展,从而造成了社会转型期的许多突出问题.因此,道德与法律的构建,必须以对方作为参考体系,使其保持和谐统一发展.     

高校道德生活视域下道德价值的建构

高校道德生活的直接目的在于能以此形成受教育者健康的道德价值体系,以及内化为个人品德规范的道德人格。本文从高校道德生活的解析出发,探讨了高校道德生活中大学生各种伦理表现,以此提出在此视域下的高校大学生道德价值的内涵以及建构途径。     

论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

知识产权的道德或正当性一直是知识产权学术界和社会实践中争论最多和分歧最大的问题,也是构建知识产权理论和处理实务工作必须面对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在前期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①和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②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深入地分析了知识产权的道德基础问题,指出:对于知识产权问题,可适用天理道德和契约道德两类道德规范,其中天理道德主要体现为“谁创造谁所有”;契约道德包括“先占先得”和诚信.知识产权之精神权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但知识产权之财产权却难以完全符合这两类道德.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对象(财产)是关于知识或特定有用信息的特许用益权,是各国立法主体根据本国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创设的,仅由立法主体代表本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根本属性决定,与人类普遍遵从的道德无关.从本性和逻辑上看,知识或有用信息是公共产品,不存在盗窃问题;关于知识或有用信息的法定特许用益权只能被侵犯,不能被盗窃.因而知识产权只存在侵权与否或违法与否的问题.所谓“盗窃他人智力成果”的说法其实是一个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