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教育法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开拓者，对中国法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法学思想是中国法制迈向现代化的明镜，给人以深刻启迪。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一，梁启超是中国最早较为系统接受和介绍欧美近代法学思想的人，其法学思想和实践也是伴随维新运动而展开的。梁启超教育法学开启了近代中国之“新民”教育，为国民思想之开化和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之立法点亮了启蒙之灯，其体育法学思想更是为近代中国国民性之重建做出了重大历史性贡献。梁启超从不同角度阐述并提出了诸多教育法学思想，成为当代中国教育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渊源。     

梁启超

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提起“康梁”之名,世人都有如雷灌耳之感。但是,说到中国现代哲学史,人们可以把康有为略去,梁启超却不可不提。原因在于梁启超的哲学活动和思想有着跨越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特征,而这又得力于梁启超的思想方法和治学性格。这一点,他自己作了清楚的说明:他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点,有为太有成     

梁启超道德思想的现代阐释

道德建设是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改造国民道德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根本任务。在具体展开对中国旧道德进行变革和重构时,梁启超采用对传统道德的现代性转化和对西方道德价值的批判性引进两种方式,即梁启超所谓的"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为近代中国新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借鉴,不仅在当时具有重大启蒙意义,而且对于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大师,严谨之态度

正"立身求作万矢的,著论当为百世师。"这是梁启超在学术上的追求。作为曾对中国近代历史走向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一位大师,梁启超在探求中国社会改良道路之外,在治学为师方面同样辉耀后世,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人生最后的36年间,每年平均写作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其思想、文风对中国近世之文化走向启迪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三位美国中国学专家眼中的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久负盛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其学识渊博,思维活跃,学贯中西,著述宏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被时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期间各种思想,新的、旧的、中国的、西方的,不断地相互激荡、磨砺;处于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所深深关注的问题。     

“新民”视野下的民族主义及其困境——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为例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于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的推动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是作为新兴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价值选择与救民救国方案,在当时看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新民之思想难以根除中国的问题;而梁启超新民视野下的民族主义本质上调和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思想。从此角度出发,分析其新民视野下的民族主义的困境。     

聚焦产业蝶变 助推经济发展——河北区人大常委会监督旅游工作侧记

“近代中国看天津，走进河北识津门。”这是一句浓缩了河北区历史地位的标识语。河北区拥有梁启超纪念馆、意大利风情区、“天津之眼”摩天轮、海河历史风貌展览馆、觉悟社纪念馆5个国家级旅游景区，     

梁启超纪念馆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学术大师。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一生探索中国独立富强的道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梁启超1915年定居天津，在这里策划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梁启超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中，在其故居和“饮冰室”书斋潜心学术研究、治学、读书，著述颇丰，为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现代化做出了贡献。     

袁世凯为何不重用梁启超

在中国近代史的知识分子堆里，梁启超的才能无人能及。24岁之时，就名满天下。袁世凯对他的才华，都是敬佩有加。“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2年之后，梁启超在袁世凯函电不断地催促下，回国就任法务次官。袁世凯在梁启超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给予梁启超空前的礼遇。给他住贤良寺——贤良寺那是当年曾国藩、李鸿章做封疆大吏入京时住的地方。给予一个手无寸铁只有一支笔的粱启超这样的礼遇，对于善玩政治的袁世凯来讲，肯定有着自己的政治目的。     

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文本考察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主张维新救国的重要启蒙思想家，从文本考察的角度看，《时务报》刊发的梁启超的维新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面对民族危机而做出的强烈反映和路径选择。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深为中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又不受拘泥。他以“公理”观论述维新的合理性，这是认识和思维上的一种提升；同时梁启超认为维新的核心在变革政治制度，这与之前的洋务思想从物质器皿层面改革的思路已经大为进步；更重要的，梁启超主张“开民智”、“育人才”。注重“民”的作用和价值，显示出他的政治文明远见。这奠定了梁启超不朽的思想文化地位与历史影响。     

中国史之意义所在——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多年研究历史的治学积累.他在《自序》中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梁启超涉猎东西方史学著作,结合中国史书的过去和现状,使《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得到系统整理,其条分缕析,言简意赅,有理论,有方法,有例证,有判断.其中许多治史经验和精辟见解对今日之治史者仍有很大启迪,譬如关于中国史的意义之谈.     

梁启超《中国法理学发达央论》读后

<正> 一、作为法学家的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一般认为他要么是戊戌革命的骇将,要么是维新变法的先驱,总之,应是大政治思想家和伟大革新家,断未曾想到梁氏竟然还是卓然不群的法学大家。笔者管见,梁氏在法理学之造诣,堪与沈家本齐名且又过之。这一认识是直到新近看到范忠信《梁启超法学文集》之后才得出的。纵观梁氏一生的法学著述,至少在300万言以上。仅就篇幅而言,梁氏法学著述不亚于同时代的沈家本之《历代刑法考》、     

清末的粤商自治

戊戌变法前夕，当时24岁的梁启超已清醒地预见到：“今日救中国……在以湘之才，用粤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 广东击响自由钟 清末，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城市商业不振，乡村农业破产，国库空虚如洗，朝廷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实行各省督抚“就地筹饷”政策，财政权于是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朝廷对南方的管治，更觉鞭长莫及。     

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刍议

中国近代文学史的权威版本对梁启超的评说过于简单,梁启超的新文体散文、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做出的较大贡献,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戏剧改良”和“群众文化”理论与实践过去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中国近代文学史应该把梁启超放在更重要更突出的地位。     

论维新派目录学的时代个性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领袖的维新派目录学是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的,但是,戊戍变法的失败并未使它走向式微,反面使之成为中国近代目录学史上一个声势浩大、深入人心的流派。 (一) 作为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学术、人格魅力都极富有时代     

民国人物的新与旧——李宗仁、陈济棠与胡宗南

趋新是现代中国的主要标志。“日新月异”固是夸张，但家事、国家、天下事，确实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从晚清到当代，观念更新因被赋予了正面价值而成为一种责任和压力，以至梁启超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但与时俱进只是一个方面、一种类型，也还有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从“中体西用”开始的种种保守之论，     

少年中国论

经过百年奋斗，今日中国具备了少年体格、少年自信、少年前景，梁启超所呼唤的少年中国已经转化为美好现实。少年中国的最大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包括硬实力的复兴与软实力的复兴。这是民族之梦，也是个人之梦。还要看到，少年中国正面临成长的烦恼，需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对外，主要是跨越“修昔底德陷阱”，走好和平发展道路；对内，主要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好和谐发展道路。为此，少年中国需要培育少年精神，养志气、去骄气：养朝气、去暮气：养静气、去躁气：养勤气、去奢气，只要人人永葆少年中国之精神，一定能够实现少年中国之梦想。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认识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彼岸的迅猛发展。他在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在一定时期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抱有良好的愿望；但随着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当无产阶级革命对其代表的阶级利益产生威胁时，梁启超又回到了原来的道路。这是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     

梁启超与中国文学古今演变

在近现代文学转型的交汇点上,梁启超所倡导的文学界革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文学史意义,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梁启超既承接了晚清以来的文学观念和思想传统,又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上的滋养和创作上的引导,确实无愧为沟通两代之间的桥梁。以梁启超的文艺观和文学活动来观照中国文学之古今演变,将从新的视角重建晚清与＂五四＂的连续性。     

传承

中国传统教育结构之根本性瓦解始于19世纪90年代，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做出了重要贡献。至1904年，国内新式学堂已达4222所。兴学热潮的高涨很大程度得益于强大的社会办学力量。初级、中级的私立学堂数目蔚为可观，在上海尤其如此，其中不少学校成为同业中的翘楚。乡土中国蹒跚走向现代化，现代教育是一旁始终撑扶着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