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政治"的异质化论析

刚刚起步的台湾“民主政治”在某些政治人物的操弄下被严重扭曲而发生异化,“统独争议”转移政治主题,“民粹政治”漠视民意,公平正义迷失,逐步偏离民主政治的正轨,走上了一条危险的发展道路。台湾的政治生态至今仍未完成由族群对立的、社会撕裂的、非理性的“形式民主”和“身份民主”向“共识性民主”的转换,这在相当大程度上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人为的切割与损害。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还很难看到台湾发展出健康有序、具有包容性的“协商政治”机制来。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双主体互动说"

1·哲学范畴中的主客体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而整个世界则是人改造和认识的对象,也就是“客体”。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是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我”与主客体的关系,是一个基本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1]。既然主客体关系是以“我”的存在为前提,这就意味着“主体”对“客体”具有逻辑先在性。所谓逻辑先在性,是主体在“逻辑”上先于客体而存在,而不是主体在“时间”上先于客体而存在。在现实的主客…     

"入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一、“入世”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 中国加入WTO以后,必将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环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合格的领导者必须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

谈到人际关系,人们常常会想到庸俗的“关系学”、“关系网”、“拉关系走后门”一类的东西。这并不奇怪,因为好些年来,这些东西对一些人,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腐蚀很大,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正派的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 然而,人际关系并不等于庸俗的“关系学”。恰恰相反,为社会主义生产力所决定的、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正是与封建主义的依附关系、资本主义的金钱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庸俗的“关系学”对立存在的正确的人际关系。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可以加强人群间的团结,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增     

侠·侠气及其他

先秦时儒墨并为显学。那时“士”的两种形态,就是孔儒和墨侠。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前。墨侠是作为与孔儒对立而存在的。墨侠所渲染的侠气也曾深入人心,形成了国民性中的一种“侠气心理”,这种“侠气心理”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所谓“游侠文化”。事实上。墨的摩顶放踵和侠的有所必为,多少体现了下层社会利益和改革社     

"社会存在"体系建构及其过程

把社会存在归结为生产方式,必将导致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只有科学理解马克思对社会存在体系的建构及其过程,恢复“社会关系”在社会存在中的独立地位,并科学解决政治关系的归属问题,才能真正地坚持唯物史观。     

"有限政府"的意蕴及其建构途径

我国目前着力倡导的“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就是“服务型政府”。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以及行为方式等都应该依法受到规范,不能超越法定界限。正是基于对“有限政府”的这种理解,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有限政府”。因此,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健全的“第三部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理应成为我国构建“有限政府”的路径选择。     

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中的"两难矛盾"与"主观随意性"

1 毛泽东晚年的忧患意识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爱国志士的忧患传统 ,又光大了他青少年时期以及中年忧国忧民的思想。然而 ,将其所忧所患同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与前途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才是毛泽东晚年忧患意识的本质与出发点。毛泽东为了防止中国历史上“落后挨打”历史悲剧重演 ,他晚年非常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历史条件和主观因素的限制 ,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道路。而当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发生矛盾时 ,这种避免“落后挨打”的忧患情绪就演化为“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晚年又忧患“富变修”…     

综论我国学界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研究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过去“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对效率造成的巨大损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使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起着榜样示范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冲突论”处于主导地位。持有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体系,追求效率必然牺牲公平,或者追求公平必然牺牲效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主张公平优先,投资者、劳动者不能得到他们所投资或付出劳动应得的报酬,就会直接影响投资和劳动的积极性,必然导致平均主义,效率下降,国力衰竭,…     

民生-国家: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

“民生-国家”概念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但民生问题却存在于几千年的王朝统治中,并为当权者所高度重视。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民生-国家的建构必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本文着重从民生-国家的角度对中国与西欧的现代国家建构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阐述民生-国家建构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建构的相互促动与对立、依赖与冲突的关系,提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应在注重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相对均衡性发展和良性互动的同时,还应关注民生-国家这一重要的建构维度。从“民生-国家”的角度来探讨现代国家建构的路径,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论新科技革命时代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

生物技术的发展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人的主体性、生存环境、生命安全健康受到威胁,社会不平等加剧,科学研究自律性遭到破坏等。在学界的传统上,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呈二元对立格局。这种对立不能帮助我们消解问题。而技术实用主义为我们开辟了新的路径,为我们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新模式。在技术实用主义的立场下,建立"政府-科学-企业-公众"的责任共同体,对新科技革命时代美丽中国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做思想政治工作也是干实事

当领导或政工干部做人们思想工作时,总有些人在说:“还是少说些空话,多办些实事吧。”言下之意,做思想政治工作是“说空话”,“办虚事”。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是: 一、这种看法颠倒了人与事的关系。我们的大事是搞四化。四化的实现,要靠统一意志的人去干。而要“统一意志”,就必须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因为人们无论干什么,都是思想支配行动。否定这一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二、这种看法把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相辅相成,不能割裂与对立的。思想政冶工作要渗透到经济工作中去,经     

试论"代孕"引起的伦理问题

随着科技的发展，“代孕”现象走进了人们的视线。“代孕”实质是“试管婴儿”技术的延伸，科技发展带来的产物。对于这一问题，支持和反对代孕的呼声几乎不相上下，支持者认为，那些不孕夫妻有权利通过合理的渠道得到代孕服务。而反对者考虑到更多的代孕可能带来的各种伦理问题：对婚姻家庭关系的冲击、使社会关系复杂化等。本文就“代孕”的具体涵义、社会影响和与之相关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剖析。     

道德法律辩证论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伦理学、法学与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不是并列的、对立的,不能互相替代,而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可以防患于未然,而法律总是事后诸葛亮,但惟其是事后诸葛亮,才能够亡羊补牢,以儆效尤。     

建构"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学

生态伦理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基础。建构生态伦理学必须和应当“以人为本”而不能“以自然为本”。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是对象性关系,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所谓“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实质上是指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生态伦理学的本质是通过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虽然有局限性,但是其基本精神不可超越。     

辩证理性:"非法"与"合法"

辩证理性的批判是萨特对接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起点。萨特在历时性地考察由分析理性演化出辩证理性的过程中,通过把科学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共时性地彻底对立,从而指认了辩证理性的“非法”。他又运用存在主义去补其缺陷,以使辩证理性走向“合法”,达到他对接的目的。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当今世界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我们认为,从总体上来看,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呈现出一种对立统一、竞争共处的态势。这种态势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延伸辐射,构成了在纵向上的继承和     

"经济人"范畴的历史反思

"经济人"范畴是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本文试图通过反思它所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遭遇的种种批判,勾勒出它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在的缺陷抽象性和片面性.通过引入道德人和自由人两范畴,试图指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共生关系以及克服二者对立的方向.     

马克思劳动与生活关系的原初语境

不同于以往对“劳动”“生活”进行单一范畴的讨论，可从关系视角出发，回到马克思思想的原初语境来探讨劳动与生活的关系。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活入手，切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从中发现劳动与生活关系的历史形态。首先，在“人的依赖关系”下劳动与生活处于朴素同一的关系中。其次，“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下的劳动与生活处于紧张对立的对象性关系中。作为劳动与生活关系的理想状态，“劳动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并不是设定的，而是生成发展的，实践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在这种形态下，劳动的谋生性质并没有消失，反而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成为真正的“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活动，劳动与生活的关系达到真正的和谐的理想的统一。实现劳动与生活的统一，通往真正的美好生活有赖于人的解放，而这一理想的实现本质上指向当代人的生活信念与劳动意义的重建。     

"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一种政治学的规范分析

“执政”是反映国家政权归属关系的概念 ,“领导”则是反映群体中控制与服从关系的概念。“执政”反映了国家宪政样式 ,取决于是否合乎“形式正义” (宪法和法律上的正当性 )。“领导”则涉及民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等 ,取决于是否合乎“实质正义” (人民体认的伦理合法性)。“执政方式”属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范畴 ,“领导方式”则属于根本制度下的体制性范畴。一个国家的“执政方式”是相对稳定的 ,而“领导方式”却是相对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