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的法律认定

税收筹划的合法性虽早就得到大家共识,但实践中,对某种行为是否属于税收筹划往往有较多争议,甚至错误的判断。税收筹划的前提是基于多种原因而存在两种或多种合法的税收方案,这些方案是税法所明示或默示的。税收筹划的合法性来源于基于多种方案而作出的选择,来源于被选择的方案所涉及行为的合法性。税收筹划并非必然是政府所鼓励的。     

反腐败,一项与改革同步的事业

腐败是一个同国家一样古老的范畴。腐败这一词语来源于拉丁语动词rumpere,意即某一物被打破。这一词是被较为固定地放在政府官员的一些特定的行为范式上,可以理解为行为道德,社会准则和行政法规“被打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上）——一个非典型学者的自述

在编者眼里,顾培东的确是一个“非典型”的人:“非典型”的官员、“非典型”的学者,“非典型”的律师。他的“非典型”不在于他的行为,而在于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才能。“中国律师2000年大会”召开前夕,组委会准备推出一份《中国律师业发展报告》,编者提出建议,执笔人非顾莫属。结果之好,反响之妙,超出预料,纷纷感其执笔之辛劳,叹其水平之高超。据编者所知,他是我国律师界目前惟一获得过国务院津贴的人,他自谦为“歪打正着”。这正说明了他的“非典型”表现,以致于编者见到他时更多的是在学术研讨会上。应该说,“言人所不愿”是他的责任,“言人所不能”是他的水平,“言人所不敢”则是他的胆识。无法想像,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深重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匹夫有责”的社会良心及其对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刻把握,断不会有如此境界和追求。或许,他的想法、他的言行、他的思考有些“另类”,有些“非典型”,那是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更深沉(诚如艾青诗句所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本文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以人为本--目标管理的精髓

目标管理是一种现代综合性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其理论来源于行为主义阶段“自我实现人”的人性假设和“Y理论”。在实践中,目标管理之所以会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他将人视为管理中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并且自始至终贯穿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可以说在管理理论发展的历程中起到了“里程碑”作用。     

法官的角色分析

作为社会人的法官可以分化为“法律人法官”、“权力人法官”、“自然社会人法官”和“社会文化人法官”等四种角色,基于后三种角色期待的行为往往与作为法律人法官角色所期待的行为发生冲突,从而在现实中出现许多与法治社会要求下的法官的行为不一致的现象。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与“过当”新探

正当防卫是我国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是预防、制止犯罪的有力武器.正确理解与掌握正当防卫的关键与难点,是如何正确理解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长期以来,在法学界比较定型、影响较广的观点是“适应说”,即要求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行为大体上相适应.“适应说”来源于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1946年6月7日关于契某案件的决定中的一句话:“正当防卫只有在防卫性质所实施的侵袭行为的强度相适应时,才能认为是合法”.①这个司法解释是否符合苏联刑法的立法精神,我们权     

"公共性"视野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及其限度

“公共性”是政府得以产生、运行的内在依据和合法性来源。一个政府的“公共性”是通过其行为价值取向与行动能力来直接体现的。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长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取向在强化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因此,合理设计市场经济中政府所应充当的角色,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度分析,是增强政府“公共性”的理性选择。限定政府的行动范围必须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适度性、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决策的法制化等问题给予充分关注。     

“政府犯罪”对“国家犯罪”的替代性研究——国际刑法框架内基于理论和实例的结论

在国际法层面,政府行为通常归于国家行为,所以政府犯罪被视为国家犯罪.然而国家犯罪较普通国际犯罪有更严格的判断标准,只有基于政府行为或在政府渎职的情势下才能实现；反之政府犯罪可能因政府行为违反法律,严重伤害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超越国家犯罪,独立存在；所以“政府犯罪”包含“国家犯罪”.理论论证和实例研究证明:在现有的国际刑事责任体系中,“政府犯罪”概念有可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替代“国家犯罪”概念.     

恐怖行为处置问题的研究(上)

所谓恐怖行为是对公民的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非法暴力或暴力威胁,用以恐吓政府,要挟社会,而达到政治或社会目的的行为。自七十年代以来,国际恐怖活动异常猖獗,西方国家有的人惊呼“当今世界使人伤脑筋的,除了艾滋病,就是国际恐怖主义”、还有的人把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称之为“二十世纪的政治瘟疫”、“一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     

重视“沉默的宪法”

对于规范人的行为,“道德之篱笆”有“宪法之篱笆”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公共政策的人性预设

公共政策过程应当遵循一系列前提性的人性预设,即假定经济人都是追求自我利益的自利者,政治人在任何意义上也都不是天使,都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恶,政府机关的存在乃是“必要的恶”。公共政策过程不该以信赖为基础,而当以猜疑为基础。公共政策的基本职责在于,约束经济人的无赖行为,约束政治人的创租行为,约束政府机关的恶治行为。     

论刑法中的行为——从“犯罪是行为”到“犯罪有行为”

刑法中的行为应当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目的支配下的行为。不能用“行为”这一概念去统合犯罪的各种样态,但任何犯罪中都要有行为,从而在其逻辑之下实现从“犯罪是行为”到“犯罪有行为”的转变。行为不再是犯罪的上位概念,而成为犯罪成立所必须考虑的要素之一。     

试论“安乐死”行为的法律性质

“安乐死”行为能否成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这是一个长期争论,并引起愈来愈多的国家关注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渐渐感到,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徒劳地抢救一个已经无法避免行将死亡的人是不适当的。这种抢救,对垂危者本人也仅仅只是加深和延长苦痛而已。而他本人的意愿则是安逸地、痛苦愈少愈好地死去。那么,从刑法学的角度,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呢?本人拟就此谈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所谓“安乐死”,是指病人所患疾病无法治疗,且濒临死亡,为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基于人道主义的善良动机,促其提早死亡的行为。按其行为的方     

格力告广州财政局左右都是赢

格力揭竿而起状告广州财政局，是企业不能再忍受“潜规则”的一种爆发，也为企业界日后“讨伐”政府招标过程中存在的人为操作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大数据杀熟”行为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大数据杀熟”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相对于传统商业“杀熟”行为,“大数据杀熟”行为更隐蔽,消费者维权更艰难。这种利用算法应用技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重违背商业伦理,不仅关乎消费者个人权益,更会影响公共利益,仅凭市场调节难以纠正,需要通过法律进行救济。政府应在遵循辅助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算法应用技术备案、建立“政府-社会”合作规制等制度,用新制度规制新技术,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治理“大数据杀熟”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窝藏罪中“明知是犯罪的人”的认定

我国刑法规定的窝藏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其中，“明知是犯罪的人”中的“明知”应当如何理解？“犯罪的人”的具体范围是什么？     

WTO背景下我国行政法制度改革的思考

WTO规则规范的是政府及政府行为，因此中国加入WTO后，必须对行政法制度作出改革。首先，必须按照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法律统一原则”、“透明度原则”、“行政公平原则”和“对行政行为监督审查原则”对行政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改革，以使政府行为与WTO接轨，同时政府要依法行使管辖权，才能保证行政法律制度改革的落实，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犯罪结果浅论

所谓犯罪结果,亦称危害结果。学者们通常将其表述为:“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犯罪客体所造成的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既遂所必需的实际损害”。显然,这是把犯罪结果仅仅当作既遂行为的专利了。这就涉及到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有无危害结果的问题。笔者对此一问题是持肯定态度的。从哲学角度来看,所谓结果,是指某一原因所引起的现象,它是“在一定阶段事物发展所达到的最后状态。”如杀人罪的发展过程中,行为人从预备、实施到最后将人杀死,固然杀死了人可谓达到了杀人罪这“一定阶段事物发展所达到的最后状态”,即产生了结果。但是,在预备、中止及未遂这个“一定阶段”,事物(行为)发展必然也要达到“最后状态——即法律上称之曰“犯罪预备”、“中止”、     

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

2004年2月11日下午,中共上海市委在上海友谊会堂召开了“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全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权威,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依法治市各项工作,不断提高上海法治化水平。陈良宇指出,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司法行政行为的法治化对司法行为的权威化有着重要的决定作用。去年,我们提出建立一个透明、高效、职业化的公共政府,其实质就是建立一个法治政府,将法治的精神贯穿政府行为的全过程,渗透于政府所…     

美国总统与性丑闻

“假如人是天使,政府也就不必要了,”詹姆斯·麦迪逊1788年在联邦文件中这样写道。麦迪逊在此之前参与制定了这个新生国家的宪法。他显然怀疑人能身披翼翅翱翔于云彩之上,因为他后来也当了美国的第四届总统,统帅一届政府。 然而,他这一回响于200年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