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社会管理亟需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暴露出参与意识薄弱、整体素质不高,制度供给不足、参与渠道不畅,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对此,要提高公众参与能力,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培育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成组织化的公众参与。     

论环境公众参与之组织化道路

环境公众参与在环境活动中已经形成了"爆炸"势头。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赋予民众监管环境的实质性权利,NGO的环境监管模式更是受到普遍认同,环境民间组织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着巨大环境监管功能。我国的环境公众参与普遍存在着实效低下,甚至是活动合法性都面临质疑的的情况,这一新型制度的发展问题颇多。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公众参与的过于分散,没有形成组织化规模,缺乏专业力量,民众参与成为政府部门可以控制的"合法"方式。     

论新时代涉法信访的公众参与

新时代涉法信访处于攻坚阶段,公众参与可以消除不必要的臆测和疑虑,增强信访制度透明度。发挥党群制度优势,拓宽公众参与范围,创新公众参与方式,把信访处理结果和信访人诉求交付公众评判。让公众参与之声取代纠缠闹访杂音,成为涉法信访过程中化解难题的溶解剂。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公众参与机制分析

公众参与机制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和具体表现形式,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渠道。随着民主政治发展步伐的加快,公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结果、维护自身利益。从公众参与机制的价值分析出发,可以看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才能从决策主体、制度、参与渠道等多个层面提出公众参与机制的优化途径。     

司法过程公众参与探析

司法过程公众参与是指在司法民主化改革取向制度背景下,在互联网政治技术结构基础之上,社会公众(其组成结构不只是与案件相关的利害人,而是与案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普通公众、新闻媒体和职业法律人)对具有"结构性诉讼(structural litigationg)"特点案件的判意表达过程.中共十六大以来,司法意识形态变迁以及一系列司法民主化政法策略的制定,为司法过程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结构基础.互联网政治(Internet Politics)的出现为司法过程公众参与构建了技术结构基础.司法过程公众有序参与、表达、沟通、学习、妥协的制度化建构,是司法民主化改革取向题中应有之意.     

意见箱为什么“没意见”

意见箱是一些政府部门和服务机构征询公众意见建议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在实践中却遇到了诸多难题。这些难题很大程度上与政府信任密切相关。要解决这些难题,就需要优化意见箱制度设置,提升政府公共政策绩效,弥合差序政府信任所带来的可能负面效应,共同促进意见箱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     

社区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微观过程研究

本文首先从公众参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出发,分析了公众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具体实施中所需的必要条件;借鉴了国内外可持续发展社区建设中公众参与模式和机制运行经验,针对社区公众参与意识、公众参与微观基础以及相应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政府职能等公众参与微观过程的关键性因素,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区公众参与的途径和建议。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众参与的完善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重要的环境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是其发挥实效的关键和必要程序。公众参与是宪政民主精神和行政参与权的体现,是公民行使环境权的体现,可以避免和减少对抗行为、环境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我国现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公众参与存在诸如参与主体范围窄,参与时间滞后,参与形式缺乏组织化,公众意见反馈机制不完备等缺陷。完善该制度需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培养公众理性的参与意识、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规范、创新公民实践参与权的方式。     

试析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亦是国内外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相关立法及具体制度构建的不完善,导致了公众参与环评制度在我国的执行效果一直不理想。为提高该制度的有效性,可从提高参与环评的公众的能力、扩展公众参与环评的对象、完善参与的方式、建立对公众信息的反馈机制、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等方面着手对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及其实现

"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是我国的行政决策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行政决策的特质要求参与论证的"专家"必须是相关决策领域公认的品德高尚的专业权威。专家参与行政决策具有决策正当化、风险防御、利益平衡以及民主控权等功能,基于刚性的决策规程以及决策风险责任机制、专家缺乏独立性和专家约束机制的缺失,专家参与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致使实践中专家参与被形式化、荣誉化以及专家为利益集团所俘获。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功能的实现必须建立重大决策强制论证制度和错误决策行政问责制、健全专家遴选制度和专家责任追究制度。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是《意见》的最大亮点北大核心CSSCI

《意见》对公众参与提供了制度保障。让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必须有两个前提：其一,必须为公众参与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即把公众参与作为政策制定的必要条件;其二,公众必须有能力参与政策过程。两者缺一不可。《意见》的出台,恰恰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缓解甚至消除了目前政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意见》可以看出,把政策看作一个过程来看,把政策过程细化为决策、管理、服务、结果、重要领域信息公开。在几个关键的节点上,《意见》都规定了公众的参与。     

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制度完善

公众的直接参与是增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合法性基础的重要保障。考察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实践,探索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可行路径,为进一步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民主化进程和解决民族区域自治法治建设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公众参与立法才能彰显民意

利用电子邮件、信函等表达立法意愿,对不合乎上位法的地方性法规提出废止建议,甘肃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将有法可依。前不久,《甘肃省公众参与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草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有别于现有法规对公众参与立法的原则性保障,该草案对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制度形式、公众意见的处理以及公众参与立法的激励和补偿制度进行了具体的规定。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一部良好的     

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困境及对策

正一、公众参与行政过程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公众参与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而作为改革关键的行政体制改革,对这一过程的公众参与,则成为依法行政的不二路径。由此,公众参与获得党和政府的高度肯定,成为回应公众维权诉求、化解社会转型风险的最佳途径。政治过程的公众参与在中国的民主体系中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及民主法治化     

司法民主化进程中网络公众参与的理性化建构

网络公众司法参与具有参与主体的非组织性、参与行为的不可控性以及表达意见的无序聚集性等非理性特性。非组织性的网络公众参与导致参与个体认知的非理性、司法机关与网络公众之间缺乏良性的双向互动机制,以及司法运作过程缺乏透明度等,是网络公众非理性司法参与的主要原因。实现网络公众司法参与理性化的目标,需要从选择和建立网络行业协会的参与模式、建立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和司法网络回应机制、加强司法信息体系建设,以及规范网络公众司法参与行为等方面入手。     

新媒体对中国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

阐述了新媒体的概念界定及其对公众参与的影响;论述当前公众参与面临的现实困境:数字鸿沟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的消极应对、媒体公器私用的腐败、公众素养的缺陷,以及制度化参与渠道的欠缺无不阻碍着公众参与实质性影响的发挥;提出了新媒体时代完善中国公众参与的对策:必须借助于各方的共同努力,政府要从转变治理思路做起,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新媒体的监管,建立制度化参与渠道,媒体和公众则需加强自律,共同推动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参与的有序进行。     

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公众参与制度建构之路

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建构应以人之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和矛盾为切入点。针对日益凸显的公众参与需求及问题和矛盾,着眼于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及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形成,应加强公众参与制度的建构。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公众参与制度的建构应以政府民主意识的提高及公众参与的重视和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造与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的提升、公民社会的培育与公众参与的组织化水平的提高、公众参与渠道的规范化与公众参与空间的拓展等为具体路径选择。     

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现状及其原因探析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既是我国环保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意义。我国目前的生态环境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要全面解决环境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我们必须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提高公众参与的意识,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并为其参与活动提供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从而提高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力量,最终实现保护环境的目的。     

科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探讨

科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我国科技决策中存在着公众参与程度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缺乏制度性保障、科技决策中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低、公众参与科技决策所获得的资源不足等缺陷,应通过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建立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制度保障体系,提高科技决策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培养公众参与能力;拓展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渠道和方式等途径,适度提升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程度。     

《公民参与司法“扩路”》专题报道之一：司法敞开公司参与之路

“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司法改革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是目前公民参与司法的两个重要途径，承载着“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实践的一项制度创新”的现实理想。然而，无论是人民陪审员制度还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方面都存在着先天不足。“精英化”和“法律缺失”的弊端让公民参与司法严重形式化、花瓶化。在这方面，宁波江北区人民法院的“大陪审制”实验，广安检察机关在人大选任、管理人民监督员方面的探索，都为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途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无论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何时出台，增强公众的参与度和决定权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一致取向。让社会民众参与司法、了解司法、影响司法、监督司法，进而改良司法。无疑将是司法改革的一条有益探索之道。因为公民参与司法已经成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主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