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亲缘政治

亲缘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亲亲、尊尊则是亲缘政治中权力配置、权力运行和利益安排秩序的基本原则.这种亲缘政治原则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发展,决定了中央君主统治权力和各亲缘集团层级权力的协调和统治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而各亲缘集团力量的发展变化又会改变原权力结构关系和统治治理秩序,井导致一个个王朝统治的兴亡和更迭,成为历代王朝兴亡发展的周期规律.     

非正式官僚、不完全行政外包与地方治理的混合模式

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正式官僚与非正式官僚共生共存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行政发包和契约外包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理论框架,借以揭示地方政府治理的混合模式。这一治理模式跨越政府组织边界,融合行政发包与契约外包的要素,同时在政治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行政成本,有效地缓解治理风险与治理效果之间的张力。通过对S市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的分析,本文阐述地方政府不完全行政外包的组织运行逻辑,并就其预期与非预期后果展开讨论。     

科技风险民主治理的基本观念与原则

科技风险的治理危机主要表现为公众的信任危机和治理的合法性危机。传统治理模式是一种专家统治的治理模式,无助于化解科技风险治理的危机。促进公众参与的、以协商民主规范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模式,是化解科技风险治理危机一种新的尝试。它对风险持建构论的观点,赋予公众在风险治理中与专家同等的地位,并对科技风险治理持有一种民主治理的观念。科技风险民主治理模式坚持公众参与原则和共识原则,并体现了协商民主的规范原则。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看公共行政的精神演变

从传统官僚制到现代官僚制,再到后官僚制,体现了公共行政的精神转变.权力分布从官僚主导到势力均衡再到社会主导,体现了行政体系公共性的增强;从倚重权术到尊重规则再到多种治理方式的并重,体现了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管理效率和治理能力的提高.从官僚制的思考框架引申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是加强民主化与理性化并重;既要重视政府自身的改革,也要改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提高公民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成为中国行政改革的全球语境和有效的分析范式。中国社会的转型变迁与治理结构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公共行政的官僚制范式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为治理和善治理论提供了生长土壤,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探求通向“自由王国”之路

20世纪提供了许多证据,表明我们生活在人类发展的革命转折时代,生活在“必然王国”正在衰亡,“自由王国”逐渐诞生的社会。这里,人类的史前时期正在结束,新的历史正在开始。这个史前时期首先是经济必然王国,其经济规律的作用是“盲目的”,不受社会控制的,这时人服从于异化体系:原始共性吞没了个性、人的个性服从传统、社会关系中商品拜物主义和对于物的依附性占统治地位、劳动及其产品脱离人而异化,社会和人本身全部沉没在异化的社会“太空”。但在所有这些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个伟大的二律背反,那就是“人是历史的奴隶,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曾试图向“经济人”以及产生这种人的商品货币关系发起攻击,但实际上是用官僚统治取代金钱统治,是用行政权力、官僚设制、公文和法则取代物对人的统治。为摧毁这两种异化形式,向“自由王国”迈出     

公共管理范式转变的反思——基于风险社会理论面向

风险社会实际图景交织的高度复杂性和深度不确定性给公共管理的"优良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风险社会视野下历史地考察公共管理范式,其演进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质,即农业社会的"统治行政范式"与"天灾",工业社会的"管理行政范式"与"外部风险",后工业社会与高风险社会的复杂交织呈现出管理行政的"无能"。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多重面向复杂交织的图式中,传统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诡异"碰撞带来的风险考验,致使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着高度风险。风险管理是现代政府管理方式的重要内容,由服务行政范式取代管理行政范式才能走出风险社会的困境。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邻避危机是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的重要形式。当前,邻避危机的演进机理仍缺乏系统性的解释框架。基于内生和外生融合性视角,以2007至2013年中国主要邻避危机事件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案例研究法和扎根理论,建立了邻避危机演进的整合性归因模型。研究表明:(1)以感知风险、感知挫折和不信任感为主体的抗议者邻避情结"愤怒三角形"是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2)在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双重人格"下,地方政府的随机性治理策略成为重要的外部推力,在邻避危机演进中发挥着调节效应;(3)外部情境尤其是邻避设施规划运营体制与危机治理体制,是邻避危机不断涌现的现实土壤;(4)动员者、运营商和其他主体(专家、媒体、NGO等)在邻避危机演进及治理中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提出了指向公众沟通、以人为本和柔性治理为标志的治理启示。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的全球议程与行动框架

公共卫生危机治理具有全面、全程与全球治理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主要形成了“社会隔离”“国际安全”“全球风险”“世界事务”与“全球治理”五个公共议程。在五个公共议程发展脉络中，“资金投入”“公共卫生建设”“应急管理”“全球—地方”“加快研发”成为构建公共卫生危机治理行动框架的五个维度，满足了创新性、整合性、普遍性与应用性的治理需求。为了避免回归“旧常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治理需要在遵循“治理刺激—反应链”的原则下进行整合治理，以实现“更好的健康”和“重建得更好”的愿景。     

善治语境下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20世纪90年代,治理和善治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根据中国的行政现状和善治条件以及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新时期中国的政府再造要努力解决行政官僚制的构建和行政治理方式创新这一共时性的行政发展压力,将治理和善治理论及其理念融入到官僚体制的构建中去,建立一种善治官僚制的行政体制和范式。这不失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再造的路径选择。     

先秦法家富强观念的现代反思

富强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恒久意义的社会主题。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认识到富强的重要性的思想家群体。法家把富强作为国家治理目的,提出了一系列的实现富国强兵的措施。法家的富强观念在本质上是由国家掌控全部的社会生活,君主利益至上是法家富强观念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强制手段驱民于农战是实现富强的基本手段。法家的富强观念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统一的历史进程。法家富强观念的局限则表现为君主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对民众利益的剥夺。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农业产业危机与政府干预——以海南“香蕉危机”为个案

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农业除要面对自然和市场的双重风险,还要面对科学技术和政策变递等带来的振荡。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治理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而政府干预不当却可能诱发或加剧农业风险。海南爆发的“香蕉危机”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危机的缩影再次暴露出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业风险管理方面政府干预存在的严重问题,文章试图通过对海南“香蕉危机”事件的分析,剖析政府干预在农业产业危机的形成与治理中的作用,并进而提出政府适度干预以应对农业产业危机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