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国际秩序博弈

随着中美关系由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转变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双边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上升。与之相应,国际秩序已经成了两国博弈的重要领域。国际秩序问题在中美两国的国际战略中都占有重要位置,然而,两国的国际秩序观和变革国际秩序的诉求又存在着很大差异,这就决定两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上虽然有合作,但竞争也非常激烈。中美国际秩序竞争的核心内容是领导权问题,而领导权之争的本质是两国意识形态竞争,这种竞争目前表现为"两个秩序"之争,即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国内秩序之争。意识形态之争是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结构性矛盾,对两国战略关系走向发挥着重大影响。破解中美秩序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两国都需要用合作主义来指导双边关系发展,通过合作来管控在国际秩序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确保两国不冲突不对抗。     

对拓展中俄经济合作领域的几点思考

一、中俄经贸关系概况 中俄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两国互补性较强的商品结构、产业结构、进出口结构等经济结构又为两国经贸发展注入了后劲。但理论上和事实上存在的“互补性”与贸易上的实际运作结果,出现了较大的差距。1991年中俄贸易额为     

关于1960年代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的若干问题——来自中国档案文献的新证据

19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中国与苏联东欧集团中的保、捷、东德、匈、波五国的关系,受到中苏关系演变的约束,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变化而起伏波动。19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一度实现缓和后,中国与东欧五国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冷热交替,以争取缓和为主的特点。1962年末63年初,中苏围绕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开始酝酿新的斗争。中共将对苏方针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基调,准备与苏共进行论战;苏共则部署东欧五国在东欧四国党代会上对中共展开批判。中共与苏东集团意识形态公开论战开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启动,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为局部战争,中苏关系进入敌对状态,中国与东欧五国关系也严重恶化。196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方针的变化,总体上与中国的对苏方针同步发展,但也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根据时期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变化。中国以分化苏东集团为主要目的而采取的区别对待方针突出反映在中波关系上。就总体言之,1960年代中共对东欧五国的方针既不断变化,又相互矛盾,其结果非但没有达到分化苏东集团的目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苏东集团的凝聚力。     

走走停停——中德经贸关系发展轨迹

文章阐述了１９５０ 年以来,中德在双边贸易、德国对华直接投资、财政合作与技术合作等经贸关系方面的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其特点与发展轨迹。文章认为中德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取决于中德两国双边关系的状况,而且还受到中国与欧盟、中国与西方整个关系的影响。中德经贸关系未来能否蓬勃发展,还取决于中国微观经济能否得到有效的改革开放和宏观经济能否得到有效的组织管理     

中俄贸易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开始了崭新的双边关系。伴随着各自的转型和发展历程,两国的经济合作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和快速发展,并对各自国内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从2008年秋天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对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双边合作产生了强烈冲击。本文以双边贸易为主线,详细梳理了转型时期中俄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双方经济合作的模式,并对成因进行了分析。此外还重点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双边贸易出现的新动向与新变化,并展望了后危机时代的双边合作前景。     

亚太大国关系与中国安全环境

当前亚太中、美、日、俄四大国已形成了彼此依存又相互竞争的大国关系.亚太大国关系的稳定和中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关系的走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应正确把握亚太大国关系的特点和各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采用积极而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努力寻求与其他大国的共同利益,推动亚太大国合作伙伴关系的良性互动和稳定发展,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1960-1962年老挝危机与美泰关系

老挝政局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深受东亚冷战形势的影响.1960-1962年危机使老挝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作用受到严峻考验.美国和泰国对东南亚战略及老挝局势的判断和考虑不同.为解决由此引起的矛盾,两国通过<腊斯克一他纳声明>结为双边安全同盟.美泰关系的加强对东南亚冷战具有重要影响.     

知彼知己的益举--评《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

无论是历史背景、文化传统还是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等,中国和美国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大国.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关系及其未来走向,不仅对于两国本身、而且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发展,都有重大影响.制约、刺激两国关系的因素,当然多种多样,但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认识无疑是其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正如王缉思先生所揭示的,"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看法,同各自的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要使两国关系真正具有建设性,而且长期稳定下来,必须在听取公众意见的同时教育公众,缩小两国公众间的认知差距."(<中美长期对话(1986-2001)>"序言",第1页)因此,如何正确评估各自关于对方的形象与认识,从而减少误会与摩擦,进而加深了解和理解,恐怕是中美学术界面临的最迫切的学术工作之一.这一工作,不仅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而且有重大而紧迫的现实必要性.     

战略矿产资源国际体系均衡的政治逻辑

一国战略矿产资源的获得受到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即基于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基于全球治理的规则逻辑。在地缘政治逻辑下,国际体系中霸权国的矿产战略布局、出口国的资源民族主义,以及运输通道的地缘风险,是影响一国战略矿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治理的逻辑下,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具有开放性,它根源于生产国-消费国-过境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矿产治理体系的建章立制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分析全球治理和地缘政治两种逻辑对中国战略矿产资源的影响,探讨一国在面对国际资源体系时的四种可能的政治选择。本文的主要任务是:对战略矿产资源及其均衡体系进行概念界定,对体系变迁的动力机制和体系变迁的两种逻辑进行理论梳理。     

中日出口结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角度

使用出口复杂度指数,利用1995年—2014年《标准国际贸易分类》三位码数据,从产品层面、产业层面及国家层面测度中日制造业产品出口结构,并通过岭回归解析两国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产品结构方面,中、日出口分别集中于中低、中高复杂度产品;在影响因素方面,人力资本、研发支出对中日均有显著影响,人口规模对两国均无显著影响,FDI与加工贸易对中国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GDP对日本有显著正向影响。     

编者的话

刘胜湘和陈飞羽认为,当前学界对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研究尚显匮乏,为此,两人运用实证方法,通过对比美苏冷战和当下的中美战略竞争,深入剖析了大国竞争关系生成与传导机制的演进阶段及主要影响因素,以把握大国竞争关系的类型,最终引导大国走向良性竞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博弈不仅给两国关系带来深刻变化,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影响是造就了若干第三方国家.它们在中美竞争中如何站队以及中美两国对这些国家的政策,成为研究大国博弈走向以及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视角.本期有两篇文章聚焦于第三方国家问题.曹玮重点分析了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对战略第三方政策会如何影响战略第三方的对华政策问题,运用相关模型揭示了中国、美国和三个战略第三方——印度、俄罗斯和欧盟——自2008年以来的动态互动规律.张立和胡大一则重点分析了第三方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结构因素和议题因素相关.两篇文章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各有特点,为我们深入把握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第三方问题,构建了一个更为立体、全面的认知图景.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指明了方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也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美两国间的协调和合作既有有利因素,也面临严峻挑战。两国现处于战略竞争的相持阶段,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如果处理得当,这也将是中美合作的长期融合阶段。中美两国应该共同努力,避免恶性竞争,保持良性竞争,推进中美两个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增进共同利益,有效管控分歧,建立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与各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构建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制度距离、文化差异与中美贸易摩擦中的权力因素——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同时,与美国政治关系良好、在制度和文化上与其接近的国家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美国贸易摩擦的减少;美国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政策偏好,与贸易的交互效应一起,会进一步增加中美两国因实力差距的缩小、制度和文化(观念)差异等体系因素或结构性变量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发生的概率;经济因素依然是决定中美贸易摩擦的基础性因素,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以及中国对美国市场渗透率的提升、美国国内经济绩效的波动、美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一起,也会显著提升两国间发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泡菜”谈判

两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难题。中国与韩国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了长达7年的准备、磋商工作,今年5月初,两国终于拉开了自贸协定(FTA)正式谈判的序幕。两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将会是非常棘手的难题。自1992年两国建交以来,中韩双边贸易增长速度非常快。1992年仅为53亿美元,2011年增加到2206亿美元。...     

中国与印尼经贸关系的新发展

中国与印尼是近邻,又是亚洲发展中大国,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区域经济和中国与印尼双边合作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5年中国与印尼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经贸关系更上一层楼。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有什么特点?两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背景是什么?存在哪些局限和困难?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     

斯大林是怎样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二战后期美苏主导下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为战后形成美苏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历史机遇。雅尔塔体系的基础是大国利益的重合与战略协调,但美苏之间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质性致使双方的战略互疑不断升级,导致美国重返欧洲与苏联形成对抗。在斯大林采取移植苏联体制和激活"世界革命"机制的背景下,亚洲"中间地带"的革命"溢出"了雅尔塔体系,一个并非事先"计划"的区域性政治变动将美苏引向全面冷战。当前中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与战后苏联已有很大区别,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也应该建立起合作互利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避免走向新的"冷战"。     

中印关系-新型的大国关系

中国与印度都是快速发展的国家,是新兴的大国.两国关系既有一般意义上大国关系的特点,又具有一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两国都希望利用现有的国际环境保证本国发展;两国都将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两国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危害别国的利益.因此,中印关系不会对国际稳定和安全造成威胁.印度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处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三个层面,具有特殊意义.     

传统文化、意识形态与当代中越关系

中国和越南是邻邦,拥有共同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使得中越两国关系呈现出一般双边关系所没有或者不多见的特点.总的来看,共同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对中越两国双边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世纪以来中国对美外交思想研究

大国外交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环节，中关关系更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不论是对中美两国，还是就世界影响，两国关系在新世纪里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梳理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关外交思想，对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     

新书架

<正>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王缉思编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本书是王缉思教授领衔撰写的论述中美关系未来前景的政论著作。本书指出,中美两国能否避免对抗,实现稳定的合作与发展,不取决于两国的外交和相互认知,而在于中美各自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方向。本书认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融合内政、外交和第三方力量等诸多因素,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本书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思路,对于加深对中美关系的理解和思考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