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价值困境及秩序重建

价值多元和价值虚无,是现代性价值的根本问题。西方现代性思想家将之归咎于主体形而上学和理性的悖论,并提出拒斥形而上学、回到古典时代等诊治方案。马克思则在理性形而上学批判的基础上深入到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了对现代性价值问题的总体性诊断。而这些理论对于现代性价值秩序的重建都不是自足的。问题的解决需要借鉴多种理论资源。具体而言,现代性价值秩序的重建,既需要在观念上摆脱主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更需要建立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废除资本逻辑统治,这是其得以解决的现实根源。在此基础上,自主和自我发展应被视为个人生活的基本价值规范,主体间性则是公共生活领域需要遵循的原则。这本质上指向的是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共产主义"新现代性"的建构,而不是对古典世界的回归。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与超越:从休谟到马克思

对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是当代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对笛卡儿以来的近代思辨形而上学的批判最早源于休谟。现代西方哲学由批判形而上学走向了对哲学存在价值的怀疑和否定。马克思扬弃并最终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本体论隐秘的二重含义进行了准确的区分,把以纯粹理性思辨为特征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从哲学本体论中剥离出来,以实践为基础辩证地否定了前者,从而焕发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现实力量。     

悖论、理性与形而上学

悖论是由时代局限所生发出的典型问题的形而上学表达,是狭隘实践与狭隘理性的形而上学结体,是极端与极端的本体性矛盾,是把复杂的实践信息用简单的概念逻辑反映过程中所预设的形而上学壁垒,以及对这种形而上学预设所进行的绝对性、僵化处置。而一定时代的形而上学又是这一时代之实践窠臼的理性折射。古代本体论形态、近现代认识论形态及当代相对论形态的形而上学,其悖谬与症结都是通过与之相对应的各种经典悖论彰显出来的。因此,摒除形而上学的本体思路,将无限与超越问题现实化,融通实践与理性,促使实践与理性向大境域、信息化维度拓展,用大境域实践之超循环信息倍增解读各种本体性抽象循环、矛盾和背反等,既是理论解悖的要求,也是现实发展的要求。     

从《关雎》之解看儒家的和谐观

在儒家看来,<关雎>中的后妃之德在其性情和谐,后妃性情和谐则可以使夫妇别、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得成.由关雎之乐到王化之成是儒家和谐观由近及远,由小及大,由自然及于社会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其实是因兴以为比的过程,也是逻辑推衍的过程,其关键在于作者与文本的认定,在于诗歌重心的调整.从<关雎>之解,也可见出儒家和谐观"和而不同"的等级实质与"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实践品格.儒家和谐观中强调差异、有序、理性与温和的特征使其在当今社会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儒家和谐观的局限则主要表现在于本然状态的遮蔽,以及公正与法制的欠缺.     

康德的实践理性分析

康德的道德哲学从超验的角度研究道德的价值依据,进行道德形而上学的论证,作为前提,理性的批判成为必然。通过理性的批判,康德划定了理论理性的界限,在实践理性中寻求形而上学的支持,实践理性成为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前提。     

走向后形而上学——从马克思哲学的视野看

传统哲学为了确立最高的"统一性原理",一直追寻着理性形而上学的梦想;现代哲学虽然认识到了理性形而上学的缺陷,"拒斥"形而上学,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实质上是在"回归"形而上学;只有马克思哲学,从形而上学的"根基"入手,彻底"颠覆"了整个传统形而上学,并为哲学的未来发展开辟了道路--走向人类解放的后形而上学.     

后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真

科学的合法性在于它的"真"的意义,无论是把科学之真看做科学家应该追求的一种精神,还是把真看做对确定知识的追求,都会因为"真"的价值而获得一种合法性。这种科学之真的确证的观念始于近代以来的哲学传统。在实证主义、证伪主义等经验科学观以及一些科学进步观中,"真"是用经验基础证明自己,它被看做逼真性概念。科学之真是文化政治学中的一个概念,是一种话语方式,这种话语只能在科学共同体以及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语境中得到理解,它要坚持科学的实用主义原则,"真"意味着一种科学理论表达的文化功能。对科学之真的形而上学证明是不能实现的。科学哲学中的范式理论为我们提供的历史主义视角可以对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真作出一种革命性的转变,即在科学之真的看法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的转向。如今我们要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上去理解科学之真的原则,一个科学理论如果能够在文化共同体中发挥作用或具有程序化的功能,那么它便是真的科学。真正的语境主义的科学之真是值得赞赏的,"真"代表了一种文化范式或政治学,它的表述是一种主体间性而不是纯粹客观性,这就是后形而上学的科学之真的思想。     

中国德育的辩证发展:从传统儒家德育到中国现代德育

中国德育从古至今经历了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国德育的正题乃是传统儒家德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德育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以来,现代西方德育在中国取得"独尊"的地位,传统儒家德育则与整个传统儒家思想一起,处于一种被解构之境地。这一阶段乃是中国德育的反题。现代性自身问题的不断凸显,招致了广泛的批判;与之相反,传统儒家德育思想的价值则日益重新彰显。因此,中国现代德育的合题应该是二者的优势整合。在这一整合过程中,我们应该向传统儒家德育思想中去进行"文化寻根"。     

法兰克福学派形而上学批判的范式转型

霍克海默的形而上学批判为批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批判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型。霍克海默的形而上学批判包含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启蒙理性的否定性逻辑。哈贝马斯试图用"希望"替代"绝望",展现了一种构建后形而上学的努力。两种批判路径都隐藏着"悖论逻辑",霍克海默的批判倒向了"否定"的形而上学,哈贝马斯的批判走向了"话语伦理学"的乌托邦理想。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哲学体系的核心

至今为止,对康德"三大批判"之间关系的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对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可以作"道德的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两个不同层次的理解.后者才是康德所真正关心的"未来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等书是为"道德形而上学"作导论,<实践理性批判>等书是康德以"伦理学"的形式提出并论证了"道德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的"至善论"和<判断力批判>是康德所"信仰"和"目的论"的形式大致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康德的"三大批判"的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是"道德形而上学".     

尼采的虚无主义思想

大多数学者认为尼采是一位反形而上学的哲学家 ,而反形而上学用尼采本人的话来说就是虚无主义。在尼采看来 ,虚无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从柏拉图———基督教哲学到叔本华哲学的虚无主义过程 ,也是最高价值自行贬值的过程 ,而尼采正是这一过程中最后登场的哲学家。但是他的虚无主义不是目的 ,不是归宿 ,而是一种手段 ,其真正目的在于塑造一种新的理性批判精神。     

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与现实范导——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

政治哲学的理论旨趣是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与现实范导,它通过对社会政治的理性之思、价值之思以及对政治哲学思想之再思不断创新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现实范导,就是一种哲学与政治的联系样态,也就是哲学在闪耀着时代精神之光。归根结底,政治哲学对社会政治的理性追寻与现实范导是为了人的自由。政治哲学的创新是新话语、新概念与新思维样态的一体化创造过程。     

“狂飙突进”运动之父——哈曼哲学初探

哈曼是近代非常重要的德国哲学家,是"狂飙突进"运动之父。他的《纪念苏格拉底》对康德为首的启蒙运动理性精神予以了深刻的批判,在那里他对休谟作了一种奇特的诠释。休谟攻击上帝存在的理性根据旨在攻击信仰,而哈曼则把休谟的论证颠倒过来,用以捍卫信仰。对哈曼而言,休谟怀疑论的价值不在于它挑战了信仰,而是它使信仰免于理性的批评。在作为"狂飙突进"运动的圣经的《果壳中的美学》中,哈曼有力地论证了艺术的形而上学地位,他认为唯有艺术,而不是科学、哲学具有洞察实在本质的功能。     

笛卡尔思想中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笛卡尔著名的"乌尔姆三梦"表明,在其思想开端,信仰从神秘主义角度奠定了其形而上学的基础。在其哲学中,笛卡尔则通过思辨理性的理智直观,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奠定其形而上学基础;并且在此基础之上,以数学为典范,在其形而下学中给出经验理性的原则。于是,在笛卡尔思想中,信仰所导向的目的论与理性导向的机械论形成一个紧张的关系。     

何为康德自然形而上学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

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实际上包含了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而自然形而上学的主体是先验哲学和理性物理学。康德较多地涉及到纯粹自然科学和纯粹数学判断的第三者,但很少涉及对超验的自然形而上学判断的第三者,如何做到先天综合判断,就是需要一个将其主项和谓项联结起来的第三者,正确理解先验哲学和理性物理学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才能弄清自然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问题,才有资格去寻找使那些我们所认定的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的第三者。正是沿袭这一分析进路,通过仔细推敲有关康德的研究文献,有充足的证据和理由证明,自然形而上学先天综合判断的第三者就是范畴。尽管我们得到了"第三者是范畴"的结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康德对道德律的探索——从《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到《实践理性批判》

本文探讨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两本著作的一些差异。前者以"何为最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为逻辑出发点,并以智性世界为基础论证了道德律如何可能;而后者从寻找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实践法则出发,推导出道德律,并且通过一个理性事实论证了道德律的可能性。康德独创性地从人自身的理性中寻找意志的决定根据,并最终确立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成功地在道德哲学领域掀起一场"哥白尼革命"。     

现代性视域下人的解放何以可能——基于对“制作”模式与“实践”模式的考察

现代性在质料层面的进步促使人们产生人类必然由不成熟走向成熟,实现自由个性的解放信念。这一解放信念的现实推展采用了现代工业的"制作"模式,人的解放是按照"解放设计蓝图"运转的、毫无变化的、自然而然的过程。通过理论审视,会发现解放的"制作"模式蕴含着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导致其具有操控历史的独断性、抹杀差异的同一性和将社会历史"定律化"的弊端,是不可能将人类引向真正解放的。马克思以实践理性来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路,为现代性视域下人的解放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维模式:"实践"模式。人的解放的"实践"模式因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人与人类世界,且提供了一种尊重差异、开放交流的平台而使解放成为可能。对这一模式的把握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关系,善于化解各种矛盾,最终实现人的本质力量。     

辩证法与反形而上学

黑格尔以前的辩证法理论与传统形而上学是统一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开始把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对立起来,成为反形而上学的一条重要的道路。这条道路经由马尔库塞,一直延续到阿多诺,并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中得到了最终的完成。阿多诺把辩证法的"否定性"发展到了极致,彻底地摧毁了传统同一性哲学。当非同一性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特征的时候,探讨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辩证法理论就成为辩证法理论研究下一阶段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社会实践过程辩证法的确立分析

思维方式有形而上学式的和辩证法式的,形而上学思维法虽有其合理性但自出现就有其先天缺陷,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则是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的摒弃及超越。从辩证法的抽象演进过程中,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思维方式是"无人身理性",其本质没能够逃脱"柏拉图哲学注脚"的枷锁。马克思哲学引进了一个根基性有参量就是社会实际,指出社会实践是个发展过程,进而树立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实践辩证法思维方式。该思辨方式强调思维和存在必须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将其矛盾解决,这就优越于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知性,突出了马克思哲学把社会实践作为基础本体论改革的价值和本质意义。     

传统儒家义利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传统儒家义利观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实用理性倾向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将维护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应然使命,并有利于把握社会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义的精神价值追求放在首位,这就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塑造被教育者理想人格,引导其将义作为行为的价值方针和人生的价值目的;在义利观上承认人情化的生活世界又以天人合一的态度实现对义利观的超世俗化,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看到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幸福,又能享受超越物质利益之后的精神世界所带来的满足感;传统儒家义利观以"和欲"为内在超越之路从而达到义利统一的意义世界,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以义利统一为基点,满足时代之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