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入宪的意义

李占荣在《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载文《论“中华民族”入宪》认为，民族是一个基于自然存在的社会历史范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族已经不再专指汉族，而是指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民族。大陆学者长期专注于文化意义的民族研究，对作为政治民族的“中华民族”的研究甚少。“中华民族”入宪是指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写入宪法，在宪法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政治法律地位。这是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看，“中华民族”入宪对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国际法意义，它从宪法的高度确立了中国是“中华民族”的政治组织形式，表明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性．为国家统一提供了理论和宪法支撑。     

论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的传统观念与历史经验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着强烈的民族凝聚和国家统一思想。“大一统”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哲学基础和道义基础 ;“天下一体”是民族融合的思想基础和维护中国统一的一面旗帜 ;胡汉两制为民族区域自治与一国两制提供了历史经验和依据。     

两岸文教交流要立足于爱国主义

海峡两岸文教交流，应立足于爱国主义基点上。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核心，其精华，就是爱国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释家互相撞击、吸收、融合，而儒家文化最后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注重治国安邦之道，主张“大一统”，追求“天下大治”，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以安家。”这种心系天下安危的爱国思想，熔铸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锻炼了炎黄子孙的理想情操，建构了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渗透于名山大川、人文胜迹、热土故园之中，成为深厚的历史情结。历史爱国主…     

主委畅谈中国梦（四）

中国梦是强国梦 农工党天津市委会主委 沈中阳 正如《易经》中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梦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中国梦是沉重而艰难的记忆，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经验。中国只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才能免受列强的欺凌。     

《反分裂国家法》构想的首倡者

单声，全英华人中国统一促进会会长，是最早提出《反分裂国家法》构想的海外华人。 2004年5月9日，在英国访问的温家宝总理与当地华侨华人和旅英人士座谈时，单声曾向温总理建议国家制定“统一法”，并当场得到了温总理的肯定。     

敬畏伦理与社会和谐

在中国，“伦”、“理”二字早在《尚书》、《诗经》、《易经》等经典中已分别出现。“伦理”二字合用，最早见于秦汉之际成书的《礼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大约西汉初年，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伦理”一词，以概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所谓“敬畏伦理”（这一概念系作者2004年提出），     

《统一论坛》百期有感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的《统一论坛》百期面世,我感到很欣慰、振奋。1988年中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著名人士发起,创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同时筹备《统一论坛》,这在当时国内是唯一专门研究讨论国家统一问题的刊物。在人力单薄、财力困乏的艰难条件下,终于在1989年3月正式创刊。为了消除敌意,增加共识,更好地探索国家和平统一的途径、进程,刊登了《陈立夫对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刍议》以及《胡秋原就中国统一问题发表声明》,同时发表学者、专家相应论证,据理辩明。创刊号在海内外发行后,受到海外爱国人士的肯定和好评,认为体…     

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

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65年，是秦王朝和汉王朝统治的历史阶段。秦王朝的《吕氏春秋》是当时秦王朝一些知识分子在秦统一这一历史转型期所进行的文化总结和政治、社会制度设计。其中，一些涉及社会福利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福利状况。《吕氏春秋》鼓吹“义兵”的历史合理性，宣传以“义理之道”战胜“最虐奸诈侵夺之术”的正义性质，     

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崭新贡献——评王联斌《中华武德通史》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国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新近由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王联斌教授撰写、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国家“九五”重点图书——《中华武德通史》（以下简称《通史》），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崭新的领域，揭示和展现了中华民族深刻而丰富的武德文化内涵。我很同意张岱年先生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是对于中国军事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崭新的贡献”。通览全书，其新贡献有以下几点。一是全面系统地整理、开掘了中华武德文化资源，展现…     

古代论隐私

《韩诗外传》第九卷第十七章，有这样一段故事：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礼。”     

飞蛾扑火必自焚——评李登辉的“两国论”

在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新干涉主义与反华势力的骚动下，李登辉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原形，７月９日对《德国之声》的采访者道出了他久蓄于衷而未敢全盘托出的谬论：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李登辉的这种“两个中国”的谬论，否认了一个中国、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历史与事实，否认了海峡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大势，破坏了国际公认的一个中国的原则，破坏了海峡两岸平稳发展和积极谈判的基础，分裂了祖国的领土和主权，分裂了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心。在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上，只有…     

制订统一法 两岸关系进入“硬”时代

眼下,中国大陆制订《国家统一法》成为超级话题。中共开始启用多种应对手段,以法律对撞台独,表明两岸关系己然进入“硬”时代。然则《统一法》不单为各国立法所未最高也示范性最强的难题,诚所谓“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台问题“告破”,余则迎刃而解。要点五——柔与刚 统一涉四类对手:台湾问题中的死硬派(如陈水扁);钓鱼岛     

遵循自然规律,搞好生态养生

养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说：“在世界文化中，唯独中国人的养生学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见《人民日报》2007．5．10）     

营造“和为贵”的文化氛围是时代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我们要“鼓励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和为贵”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宝是搞产．早我们存现代化律设时期必然借鉴和批判地继承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代中国，应该营造～种以“和为贵”为主旨的文化氛围。“和为贵”：新的诠释“和为贵”一语出自《论语·学而》：“有…     

影响中国历史的九篇政治美文

中国从古至今，以一篇文章而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人格行为和文化思想的美文，为数不多。我翻检了一下，有9篇。它们是：贾谊《过秦论》、司马迁《报任安》、诸葛亮《出师表》、魏征《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岳阳楼记》、文天祥《正气歌并序》、梁启超《少年国说》、林觉民《与妻书》，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西汉至唐《左传》的传播和研究评析

《左传》由于述录了中国春秋时代的历史，自问世以来人们就围绕着其“传《春秋》”与“不传《春秋》”展开讨论，对《左传》的传播和研究也就围绕着是“野书”还是解经的经书展开：在争论与申述中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拓宽了学术研究的领域，也使《左传》的性质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使这部反映春秋时期多方面生活的经典历史散文，在中国史学界和文学界奠定了双重身份的典范。     

史学和警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

《中国古代治安简史》是填补史学、警学空白的拓荒之作。它站在古代治安维系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高度，初步构筑起“中国古代治安史”的学科体系。纵览中国古代史，正是高度发达的文明孕育了发达的治安，而发达的治安又保卫了文明的高度发展。读一读《简史》，有助于打开眼界，匡舛纠谬，增强信心。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和谐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和谐文化源远流妊、蹲大精深。关于“和”与“谐”，距今1900多年的《说文解字》解释“和”，是“相应也。从口，禾声。”形声字。《广韵》进一步解释“相应”是“声相应”，与声音和语言有关；《说文解字》解释“谐”，是“从言，皆声”，也是形声字，与声音和语言有关；《广雅》和《玉篇》对“和谐”二字的解释一致，都可以同义互文，都与声音和语言有关。     

《老子》政治思想的批判维度省思——兼与杨师群教授商榷

杨师群教授的论文《老子政治思想批判》深入批判了《老子》政治思想对中国社会的消极影响，实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扬弃和开新的学理探索。“杨文”的批判对象指向比较模糊，在批判中存在多重逻辑，个别论断有失公允。一是把理论与实践、价值与事实相混同，有断章取义之嫌；二是以现代学科分化视角审视《老子》思想，不予以历史的分析，有苛责古人之嫌；三是没有辩证地看待《老子》思想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厚今薄古之弊。《老子》政治思想的扬弃和开新，应当明确批判的对象和进路，整体把握“南面之术”和“有道治世”的思想主题，以及“正言若反”和“形而上学”的言说特征，在“《老子》注我”和“我注《老子》”的辩证统一中探析《老子》政治思想跨越时空的的价值指向。     

省九届政协回眸之二：民生，民生

民生问题是社会进步和政权兴替的关键。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儒家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左传》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这些论述，反映了古代圣贤对民生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