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思想者·实践者·开拓者

古人说:“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仕说对了事情的一半,实际上,还应有“仕而优则学”。学优则仕,自古至今,不乏其人,仕优则学,当今之世,则虑无数人。唐之享先生的《求实集》(上下册)就是仕优则学的产物,她体现了先生的仕者气概,学者风范。作为仕者,上忧社稷,下忧黎民,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也,作为学者,为天地立心,为圣人立言,此其使命也。故知先生者,在《求实集》,罪先生者,亦在《求实集》。然知罪之间,并无绝对之隔,不知不能罪,欲罪必先知。知就是罪,罪就是知,人生如梦,何必斤斤于是知还是罪苟问心无愧,于国于民有益,知罪于我何有哉《求实集》…     

1929的“中国梦”

“醉梦人”先生最后指出，“吾举十问，实不知其答案。私以为，能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民间公益慈善期待“松绑”

汶川大地震后，众多民间公益慈善组织迅速走向前台，拾遗补缺，成为政府赈灾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兴起，使计划经济模式下建立的传统公益慈善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一些NGO（非政府组织）和非公募基金组织在通过自己的渠道发动力量募集抗震救灾款“被迫”捐赠到官方慈善机构后，不愿只充当募捐者的角色，他们希望“有独立的参与和专业的介入”。然而，官方慈善机构“孩子过继出去了，就不能天天跑过去教育孩子”的观点依旧。“这次大地震后排山倒海般的善心和善款表明，中国国民现在既有举善之心也有举善之力，是对民间公益慈善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了。”一位基金会的负责人说。     

哀“举报信”

举 报信者何 ?检举揭发违法犯罪之信件也。发现劣迹 ,举而报之 ,本应是正正之旗 ,堂堂之阵 ,可不知为什么 ,举报信的际遇总是那么尴尬莫名。先是有人声讨它“只花８角钱 ,叫你查半年”。本来是绿水深池 ,艳阳高照 ,到处莺歌燕舞 ,形势一片大好 ,偏有些人要对领导“恶毒攻击” ,举报什么贪污啦 ,受贿啦 ,弄虚作假啦 ,跑官卖官啦 ,弄得大家都不安生。不查吧 ,你老是举报 ,没完没了 ;调查吧 ,攻之者有 ,辨之者无 ,最后还得不了了之。举报信干扰领导精力 ,制造信任危机 ,叫不少人心中老大不踏实 ,还不该把它打入１８层地狱 !后是有人主张“对匿…     

“为政”与“知政”

“为政者多，知政者少”，这恐怕是不争的历史经验之论。“为政”者未必真正“知政”。就是说，在其位者未必善谋其政。从历史看，也确实如此。然而，“为政”者却必须“知政”。只有“知政”才能“为政”，“有知”方可“有为”。否则，何以谈“为政”呢 ?“为政”乃万端中之首端，大事中之大事，关系国之命运，民之祸福。大到朝代更替、政权倾复，小到一地治乱、事业兴衰，无不与为政者没有干系。所以，“为政”之事不是谁都可以为所欲为的。 　　“为政”者如何才能善于“知政”呢 ?以愚之见，举烦择要而言，善“知政者”，必先善于“知…     

“莫敢受”定叫贪者

近读《资治通鉴》,对一段文字颇觉来味。唐代宗“优宠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求其取”。使得贿略流滥,“与赋税同”。代宗明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后,决定整肃。有次,遣中使邵光超赐季希烈旌节;希烈赠之仆,马及缣七百匹,黄茗二百     

“五色棒”的启示

<正> 大凡论及用人之道,人们难免弘扬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时下,在举国上下共商廉政制度建设之日,人们同样不会忘记曹操的“五色棒”。“五色棒”,何许物也? 《三国演义》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初到任,即设五色棒十余条于县之四门,有犯禁者,不避豪贵,皆责之。中常侍赛硕之叔,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棒责之。由是内外莫敢犯者,威名颇震。”寥寥数言,耐人回味,给人启迪。启迪之一:政治权威的树立要靠制度作保证。曹操大器早成,年方二十便作洛阳北部尉。如果没有一套足以树立其职务权威的     

“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规定适用的限制及完善

当前,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存在大量有关“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并有逐渐扩张之趋势。这些规定内在并无统一的逻辑体系,严重影响了“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有效适用。应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依据三个方面对“受过行政处罚入罪”进行限制和完善“：受过行政处罚入罪”只能适用于危害行为性质较轻的故意犯罪;适用前后行为的性质应相同,2年内应至少受过2次行政处罚,对后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无特别规定之必要;在此基础上,统一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受过行政处罚入罪”的规定。     

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扬弃和借鉴

中国古代“诉讼”又称“狱讼”,是官府主持解决社会矛盾的活动。在诉讼中必须遵守宗法等级特权原则、灵活适用法律原则、原情定罪原则、疑狱众议原则、罪疑从赦原则、宽严适中原则、不得于状外别求他罪原则、法官责任原则等。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包括回避制度、刑讯制度、录囚制度、死刑复奏制度、秋冬刑杀制度、赦免制度等。     

反人类罪？反美国罪？

某种意义上说，萨达姆的真正罪名不是“反人类罪”，而是“反美国罪”。萨达姆之死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哀，更是伊拉克和美国的悲哀。     

雍正朝选官制改革强化了中国的官僚体制

依据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从保举题补制度、皇帝人事权(人事因素)、捐纳制度(经济因素)和科举制度(文化因素)等层面来透视雍正朝的选官特点和各选官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雍正对官制的改革使“康乾盛世”有了组织保障,同时也增强了政治和行政的非理性因素,使中国官僚体制的近代转型更为困难。     

网络犯罪视野下贩卖毒品罪既遂标准探析

关于贩卖毒品罪的既遂标准,学界有“买入说”“契约说”“进入交易说”“毒品交付说”等观点,其中“毒品交付说”居于主流;司法实践主要采用“进入交易说”以模糊区分本罪的既未遂形态,二者间形成僵局。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催化,贩卖毒品罪的犯罪模式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网络贩毒成为新型模式。“进入交易说”在适用中逐渐异化,显露出“双重扩张”的弊病。以购毒者对毒品的高度支配可能性作为交付的内涵,“毒品交付说”既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正当性与可行性,也兼具实践理性。控制下交付的贩毒,原则上不应肯定购毒者对毒品具有高度支配可能性;网络贩毒新模式下,通常只有当毒品进入投递环节才应肯定购毒者对毒品具有高度支配可能性。     

经济刑法增罪规则研究

加强经济刑法的增减罪规则研究有利于公安刑事法制工作的顺利展开,本文侧重其中的增罪规则研究,应从准许入罪和禁止入罪两个反向思维的视角加以探讨.关于经济刑法增罪规则之制定规则,须逻辑递进且全部满足三个条件才可准许入罪:一是需要性规则,即经济的危害性之制定规则；二是必要性规则,即启动的被迫性之制定规则；三是可行性规则,即运作的效益性之制定规则.关于经济刑法增罪规则之限定规则,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就应禁止入罪:一是“法不责众”之限定规则；二是性质难辨行为之限定规则.     

无益的口号

实行了十五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了第一次修订。修订者的意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消费者冷静期”制度，亦即消费者反悔制度的设定。近一个时期，力主设定这一制度的呼声不小，赞扬声一片。称“一大亮点”者有之，称“对消费者更高层面的保护”者也有之。对此，笔者却不能苟同。     

试论刑法中的第三种罪过:推定罪过

“ 罪 过 ”概 念 的 界 定 是 刑 法 学 上 的 基 本 问 题 之 一 。在 司 法 实 践中 ,追 究犯 罪 人 刑 事责 任 必 须 要 求 其 主 观 上具 有 罪 过( 故 意或 过 失 ),但 是 ,当 行 为 人 的 罪 过 难 以 确定 为 故 意 或 者 过 失 时 ,就 衍 生 出 一 种 新 的 罪 过 :推 定 罪过 。 它是 传统 意 义上 罪过 的 衍生 概念 。 一、刑法 罪过 理 论的 发展 进 程及 其趋 势 在 刑法 发 展 史 上,罪 过 并不 是 从 来 就 作 为 犯 罪 构 成的 要 件的 。在 封建 社 会,实行 的是 无罪 过 刑事 责任 原 则。“从 比 较刑 法史 的 观…     

楚败汉胜的启示

秦亡后，楚、汉争雄。起初，军事实力楚强汉弱(楚军40万人，汉军10万人)，而楚终为汉所灭，其胜败之机何在呢?各有各的说法。项羽自恃“力拔山兮气盖世”，宣扬他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因此，他对最后的覆亡只能归因于天意：“天亡我，非战之罪也。”说明他输得糊里糊涂，至死不悟。汉高祖刘邦于胜利后置酒南     

用权要讲官德

为“官”者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权力。有权就有个用权问题。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德法并举,既要依法用权,又要以德用权。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官”之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强调选人用人必须德才兼备,两者缺一不可,并且把“德”放在“举官”标准的首位。大思想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官”是人民的表率,为“官”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古以来,官德隆,民德昌;官德毁,民德降。可见,“官德”决定民德,“官风”决定“民风”。为“官”者必须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     

强信访PK弱法院

现代中国官场与学界对信访几至谈虎色变,为此真是费尽心机。道德上否定者有之,法律上制裁者有之,金钱上收买者有之,路途中截访者有之,最下三滥的当属将上访者关进精神病院。似乎上访成了反社会行为的代名词,必欲制止而     

行政强制法：“规范”还是“助长”

8月24日，被称为中国行政立法“三部曲”收官之作的行政强制法草案，进人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议程。在27日分组审议中，常委会委员针对草案立法目的、行政强制权设定、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平衡、未来实施效果等根本性问题进行了热议。行政强制法草案对目前我国行政强制制度存在的“乱、滥、软”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