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后单位社区的公共性主体从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归聚于社区,其内部动员机制经历单位制消解下从指令性到赋权性的内部演进路径。近年来,后单位社区的治理进程和社区建设更是展现了基层社会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路。基于L社区两次动员实践的回溯与比较发现,各动员主体的行动均受制于单位体制隐形在场的制度和惯习约制,并且以社区动员的内卷化、精英替代和话语体系多元为表征的动员困境的生成,恰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整合方式向"国家—社区—个人"的新型整合框架转型相同步。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的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     

论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

本文从危机状态的视角来研究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 ,提出了从五个方面提升危机状态下政府社会动员能力 :正确运用社会力量 ,提高社会动员的全面性 ;建立健全危机处理机制和应急法规 ,确保政府社会动员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深化配套制度的改革 ,保障政府社会动员的协调性 ;加强对危机的预测和研究 ,保证政府社会动员的科学性 ;加强国际合作 ,为社会动员提供有益补充。并且试图探索这五个方面与政府社会动员的关系     

从行政主导到社会动员:新型城镇化动员机制创新

当下方兴未艾的城镇化运动主要依靠政府一元的行政动员机制推进。这种动员机制导致浪费巨大资源、抑制社会参与活力、危及地方党政机关合法性等诸多弊端。只有以多元化的社会动员机制替代传统上以行政主导的动员机制,才能从动力层面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的引擎。要构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多元化社会动员机制,可考虑从转变城镇化推进思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与推动城镇化作用,以及正确认识及发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主体的城镇化动员作用这三个路向展开。     

论西部大开发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

文章认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社会动员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模式。西部大开发需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动员。其特点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促进民间投资;二是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三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其基本形式:一是体制动员;二是利益动员;三是精神动员。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时代情势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理清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探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长久之策。通过构建制度供给能力、政策执行能力、社会动员能力的三维架构,可以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现实困境进行清晰的展现。研究发现,当前的国家治理能力在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过程中面临制度供给层面的基础性困境、政策执行层面的运行性困境以及社会动员层面的参与性困境。这就需要加强制度供给能力,增强制度供给的协调性、开放性与创新性;提高政策执行能力,优化政策执行主体及执行过程;激发社会动员能力,创新社会动员策略及传导机制。     

情感与网络抗争动员——基于湖北“石首事件”的个案分析

本文打通个人层次与社会层次联系,从微观层面展现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一般图景,以克服资源动员理论对中国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机制解释的不适应问题。湖北"石首事件"个案分析表明,情感在网络政治抗争动员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个体层次看,事件对网民的情感刺激决定了网民对事件的解读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公共话语建构和网民的社会认同。从社会层次看,网民情感反应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社会文化框架决定着政府与网民互动的模式,直接决定网络政治抗争动员框架的建构。打通个体分析层次与社会分析层次的联系是理解情感影响下的社会认同建构是根本,也是理解当代中国网络政治抗争的根本。分析情感对网络政治抗争动员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网络社会运动的内在机理,也有利于政府科学应对网络集体行动,促进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运动”、“指令”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一个国家治理理念转向的解释框架

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指向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又连接个体生活方式,是国家将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方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及个体参与其中的程度表征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向。建国初期,由于运动式治理理念的延续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社会管理理念的主导,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常规性工作,主要以行政指令推进;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引导塑造个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候选人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直选探析——以W市J社区为个案

以社会资本的"个体社会资源理论"为工具,以W市J社区直接选举为分析个案,详实描述了社区直选中候选人对不同组织与个人采取的差异性动员行为,指出导致候选人差异性动员行为的根源在于社区社会资源分布的非均衡,提出候选人行为转向的路径在于改善社区社会资源分布结构.     

从体制认证到交叉认证：全面脱贫视域下的国家认证能力

项目制推动国家治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与专业化方向的转型,要求提升国家认证能力。精准扶贫对社会人、财、物、行、事等信息的真实性与规范性要求,是检视国家认证能力的窗口。科层制常规治理存在的责任推诿、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体制惰性,会造成精准扶贫政策基层实践中的行政应付、数字扶贫和个体谋利等问题。这说明单向度自上而下的体制认证与自下而上的社会认证,都将带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异化。而通过运动式治理的体制动员和社会动员,地方政府整合了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建立起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这一模式因为组织结构的重塑、识别机制的升级与监督体制的完善,实现了精准扶贫的精准化治理。     

革命动员中的“买办”话语研究

买办原本作为一种社会职业,由于其依附洋人的经历和"代理人"角色,在革命动员中,经过政治宣传和诠释,买办话语被扩展到泛指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利益服务或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人。买办在一定程度充当了革命年代社会动员和反对西方势力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