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权之重构

侦查管辖划分的不合理导致职务犯罪侦查权出现了功能弱化现象。检察监督的本质与核心是诉讼监督,部分职务犯罪类型与诉讼监督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进行分离并归位。基于健全和完善诉讼监督功能的考虑,检察侦查权不应局限于职务犯罪的范畴,应当包括对妨害诉讼活动的非职务犯罪。作为引导侦查的补充和保障,有必要扩充检察机关的机动侦查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中侦查权合理配置研究

侦查权的合理配置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检察机关可从分离与诉讼监督无直接关联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有权随时启动侦查一定的案件、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等方面配置侦查权;公安机关可从分级、分类整合现有侦查部门,优化侦查权、派出所负责办理辖区内发生的因果关系明显、案情简单、无需专业侦查手段和跨县、市进行侦查的刑事案件、看守所应享有部分侦查权、法制部门不应享有侦查权等方面配置侦查权。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及监督制约机制

通过探析检察机关拥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之合理性,分析对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权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找出监督制约的重点与难点,尝试建立起以制约机制为主、以监督机制为辅的监督制约机制。这对于确保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的合理性、公正性,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将大有裨益。     

论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的初步完善

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争论的焦点不应当是存废,而应当是如何加强和完善的问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应当保留,这是由中国检察机关的宪政地位决定的。具体可从七个方面完善：第一,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同时严格限制使用程序、范围等;第二,将一次拘传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改为24小时;第三,赋予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拥有拘留与逮捕的执行权;第四,重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第五,从立法上明确规定职务犯罪初查程序;第六,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将检察机关诉讼职能部门与监督部门实行严格分离,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为诉讼法律关系和上级检察机关监督诉讼程序化;第七,设置人民监督员监督制度,以加强外部监督制约。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探讨——兼析职务犯罪侦查权专属于检察机关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法律文化、政治模式和司法制度的不同，各国职务犯罪侦查权的主体存在差异，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不尽统一。我国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当前司法状况等因素决定了在我国宜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但该配置模式抗干扰能力差，易滋生新的腐败，因此，必须在保证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对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制度性制约。     

如何解决检察机关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中出现的问题

在我国,侦查权是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缉私局和检察机关行使的。因此,依附于侦查权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也是由这几个部门行使的。我们今天讨论的是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指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为了实现侦查目的,而对某些具有侦查意义的客体所采取的技术手段和方法的总称。而我们所说的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指不同于一般的讯(询)问、勘验、     

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检视与完善

侦查权是国家以法律形式赋予侦查机关的公权力,侦查权的运用极易引起对当事人权益的侵犯,必须加强侦查权的监督。由于侦查权的外部监督乏力,侦查机关业已建构了侦查机关内部的自我监督控制体系。本文通过对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检视,探索完善侦查权内部监督体系的进路。     

论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以“检察机关派驻侦查机关检察室”为视角

侦查引导权是检察机关被动性的间接侦查权和自主侦查权之间的机动空间,能有效实现侦查控制和侦查独立动态平衡。侦查引导权及其运行机制的确立是中国二元侦查体制下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事后监督的必要补充,是实现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的有效保障。     

缺失与补正：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研究

法律上将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分为直接立案侦查权、补充侦查权和机动侦查权三种。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和现行体制的桎梏，检察机关的三种侦查权在实践运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为了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应当立足我国国情，从完善立法规定，辅以相关的保障制度，加强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几个方面来补正，以期更好地指导检察实践。     

辨析与回归：检察本位论下的职务犯罪侦查权

传统检察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检察本位的解释方法,一方面从检察职能的角度总括并统一解释了检察权体系下的各项职务行为,而另一方面则与诉讼制度、宪政权力体系发生了冲突和不协调。实际上,我国的检察权既不是全面的＂法律监督权＂,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公诉权＂,而是承载着职务犯罪侦查、案件公诉以及诉讼法律监督任务的复合型国家司法职权,表现为多元合一的职能结构。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是基于侦查资源优势等因素而形成的一种侦查管辖划分,与法律监督或公诉职能并无必然联系,本质上仍属于国家刑事司法职权。     

也论我国检察权的定位

检察权的定位不应脱离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和国家权力架构,检察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权,应赋予检察权特定的含义,并把检察权就定位为检察权,它集公诉权、职务犯罪侦查权、法律监督权三位一体,是混合性的独立的国家权力。三项权能性质不同,内涵各异,共同构建了我国完善的独具特色的检察制度。     

从侦审改革困境看侦查监督权力的配置与优化

强化侦查权制约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公安机关的侦审一体化改革削弱了侦查权内部控制的力度,疏离了内外制约力量的配合,使侦查监督制度面临更沉重的压力。而审核式预审机制在实践中的兴起启示我们,预审作为我国侦查权内部制约的重要环节之一,在司法监督制约模式短期内难以实现的前提下,与检察院侦查监督制度进行"内外结合",是完善我国侦查权力控制机制的较好进路之一。     

论检察权的构造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配置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的内在需要来进行,以保障检察机关有足够的能力充分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从法律监督的内在需要出发,检察权应当具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权能:调查权、追诉权、建议权和法律话语权.在检察权中,这四项权能居于不同位置,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密切的联系,共同服务于法律监督的目的.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和制度力量,塑造了现代侦查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我国侦查权的重构,在法治的视野下,可以从弥散与整合、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等四个方面来进行。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人权保障视野下我国侦查裁量体制之构建——兼为侦查裁量权辩护

侦查裁量权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要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裁量体制,必须在借鉴他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权域和规制两方面着手。     

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语境下的侦查权控制

如何对侦查权进行有效控制一直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在传统理论关注微观领域的制度构建时，本文试图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出发来重新探讨侦查权控制的相关问题，并拟从程序控制与权利制约两个角度来探讨和谐社会语境下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侦查监督与行政执法衔接机制探究

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假冒伪劣产品犯罪中,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衔接非常重要。检察权介入行政执法权的法律定位模糊,两者衔接的机制不完备,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协调等问题导致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收效甚微。检察权中的侦查监督权能够延伸达到与行政执法权相衔接,在明确侦查监督权的法律定位后,完善外部衔接机制,协调内部权力配置,从而使共同打击犯罪效果明显提高。     

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

补充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原侦查的基础上进行侦查的补充性制度.自行补充侦查权造成对补充侦查活动监督的法律空白；司法实践中存在办案人员向补充侦查制度借时间起期办案的情况,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补充侦查程序中缺乏权利救济,所以应重构我国补充侦查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