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地位、社会融合与外地户籍青年留京意愿

在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主城区人口调控的背景下,研究在京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结构地位和社会融合两个视角,系统考察了影响在京流动青年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并利用2015年收集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结构地位因素中,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务地位、住房状况会显著影响流动青年是否有明确的留京意愿;除以上因素外,单位类型也影响有明确留京意愿者的预期留京时长。在社会融合因素中,社会排斥感知对有无明确留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有明确留京意愿者的预期留京时长则受到同住家庭成员数、子女随迁状况、京籍朋友数和社会排斥感知的显著影响。     

教育获得及其对职业生涯的影响(1956—2009)

基于"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调查"(JSNET2009)数据,本文重点研究了改革开放不同时期城市居民的教育机会获得状况变迁,以及教育对职业获得与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背景与个体属性特征对教育机会获得具有持续性的正向影响,其中父代教育水平、性别与地域因素的时代影响效应最为显著;教育对向上职业流动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时代效应存在差异,中等或大专学历对进入精英职业影响的时代效应逐渐减弱,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影响效应则日趋增强;最后,教育水平对精英阶层自身地位的稳固及其阶层间的内部流动具有重要作用,优质教育获得已经成为精英阶层实现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一个重要机制。     

流动人口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研究

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体现流动人口代际支持的"社会经济地位—流动特征—家庭结构"三个维度,分析流动人口子女婴幼儿时期获得基本医疗服务的健康保障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流动状况因素以及家庭结构因素对其子女早期健康保障获得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家庭结构因素,即流动人口婚后的健康保障意识越强、家庭成员关系越稳定、对子女健康的家庭支持越集中、代际关系联结越紧密,其子女获得的早期健康保障水平就越高。因此,在流动人口子女的卫生健康保障方面,应注重基于家庭结构特征构建家庭健康支持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弱化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不利因素对其子女健康保障获得的消极影响。     

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和一般自我效能感研究

通过问卷测量法,研究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及其关系,得到以下结论: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总体水平较高,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显著高于男大学生;高中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总体水平较高,存在显著的学科差异,理科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文科生;高中生领悟社会支持与一般自我效能感关系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领悟社会支持中的朋友支持、学科对一般自我效能感具有一定的正向预测作用。     

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双重认同研究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编制《城乡双重认同量表》,对237名青年城市移民进行问卷调查,从城市认同和农村认同两方面考察青年城市移民社会认同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1)青年城市移民的农村认同处于中等水平且高于城市认同;(2)青年城市移民的社会认同模式主要是分离型和边缘型;(3)青年城市移民的城乡认同水平及模式在户口类型、职业、收入、生活地预期、进城时长、家人陪伴等因素上有显著差异。     

城市青年的社会信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

社会信心是人们基于现实认知的未来预期,包括个体事项信心与社会事项信心两个层面。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城市青年对未来五年的社会信心预期较高,但个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就其影响因素而言,城市青年"个体事项信心"的决定机制包括"阶层地位"、"社会资本"和"相对剥夺体验"三重因素。较高的阶层地位、丰富的社会资本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是获得较高"个体事项信心"的基础。但对于"社会事项信心"而言,客观阶层地位的效应不再显著,社会资本只具有一定提升作用,而较弱的"相对剥夺体验"才是关键因素。     

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基于对福建X镇数据的分析

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结果显示: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对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正向影响显著;相较于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效应更为显著,前两者更多受亲子关系、子女的择偶态度和职业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婚仪民间信仰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显著影响;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信仰知识对女儿信仰信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儿子,父亲信仰知识对子女信仰知识影响的显著性高于母亲。     

特大城市聚居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考察

基于对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一项调查数据,研究青年女性流动人口在"积极社会情绪-消极社会情绪"两个维度上的社会情绪特征状况,通过建立序次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各影响因素的效应。研究表明: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受到经济水平、婚姻家庭、劳动状况、社会感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水平越高、社会感知越良好的青年流动女性越容易产生积极的社会情绪;较高的劳动强度及进入婚姻家庭则易使青年流动女性产生消极的社会情绪。整体而言,北京地区青年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情绪并未完全呈现消极状态,但需持续关注其积极与消极社会情绪并存的复杂社会心态特征。     

“普职分流”背景下青年的职业地位获得

基于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关数据，考察“普职分流”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对青年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对高中阶段教育后没有继续升学的青年来说，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比就读普通高中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更有优势，主要体现在工作收入方面；对高中阶段教育后继续升学的青年来说，无论就读中等职业学校还是就读普通高中在职业地位获得方面没有显著差异。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应进一步提高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地位和办学质量，确保其学生保持既有优势并拓展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向上流动的途径。     

青年农民工心理探析——自我效能与领悟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的关系

探讨青年农民工的自我效能感与领悟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的关系。采用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对300名具有农村户籍的青年外出打工者进行问卷调查。自我效能感与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相关,发现自我效能与总体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不同性别的青年农民工的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30岁以上和30岁以下青年农民工自我效能感、领悟社会支持和总体幸福感没有显著差异。从而得出青年农民工领悟社会支持、总体幸福感与自我效能密切相关。     

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六省市调查数据,本研究对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青年人的阶层地位信心较强,超过七成的青年人有信心进入中层及以上阶层,近四成青年有向上流动的信心,缺乏信心者(预期向下流动)的比例仅为1%;教育年限越多、职业地位越低、个人收入越高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非党员、农业户口、有住房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认为生活改善越多、贫富差距感越小、社会公平感越强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父亲接受的教育越多、职业地位越高的青年,其阶层地位信心越强。     

社会质量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分析社会质量对青年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在不同学历层次青年中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社会质量的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三个维度对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显著影响,社会赋权维度的影响不显著。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维度对不同学历层次青年的社会公平感均有显著影响,而社会经济保障维度中基本经济保障仅对低学历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社会赋权维度则仅对高学历青年的社会公平感有影响。建设高质量社会,提升青年社会公平感,着力点在于夯实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通过增强社会凝聚力满足青年的心理需求,提升社会的包容度,积极赋权青年进行社会参与。     

京津冀地区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及个体异质性特征表现出的幸福感差异。通过构建序次逻辑回归模型,从经济、社会、心理三个层面选取指标,分析各因素对青年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入地区差异、教育程度、流动距离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户口、流入时间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在经济社会心理因素中,反映经济影响的工作收入对青年流动个体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地位与社会比较的影响较弱,喜欢城市、愿意融入城市等心理因素与幸福感提升密切相关。     

家庭教养方式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为了探讨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采用中文版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和家庭教养方式评价量表对260名大学生进行测查。结果显示大学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是否独生及性别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5),独生子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男生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女生;家庭教养方式中的情感温暖、偏爱被试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两个为主＂政策的反思

随着大量流动人口不断涌人经济水平较发达、地理环境较适宜居住和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流动人El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已成为各地政府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流动人口过去大多是让子女随自己流动而到大中城市读书，现在不少人是为子女能到大中城市读书而流动，无疑这对社会结构的稳定和大中城市的义务教育带来巨大的冲击。为应对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中国青年同居观念:教育的影响与机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年和2015年数据,分析青年自身及其父辈受教育程度对中国青年同居观念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青年的同居观念在2005-2015年期间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且较为保守;青年自身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高其对同居行为的接受度;父辈的受教育程度具有间接影响,表现为父辈小学教育程度对青年同居观念的正效应通过影响子代青年的受教育程度实现;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不因子女性别存在差异;青年自身及其父辈的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均受到同居观念外在环境的调节,在同居观念较为开放的环境中,受教育程度对提升青年接受同居的正向影响更弱。     

人格特质与青年职业地位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大五"人格特质分类中的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尽责性、外向性以及亲和性人格特质对青年职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的影响更大,情绪不稳定性人格特质只对青年女性职业地位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开放性人格特质可通过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对青年职业地位产生正向影响。要重视对青年的人格教育,通过多种途径培养积极向上的人格特质。     

矿工子女自尊水平的调查研究

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RSES)对182名矿工子女和271名非矿工子女进行测查。结果表明非矿工子女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矿工子女,矿工子女中,自尊水平的性别差异达到显著水平,男生的自尊水平显著高于女生,但是年级差异不显著。     

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及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本文从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冲突感三个方面对青年群体的社会态度的现状与变化进行分析,重点探讨代际比较以及个体层面、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的态度比较认可,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是目前的基本共识。不同代际青年的社会态度逐渐出现差异,而"90后"青年的社会冲突感更加强烈。青年群体个体层面中的经济地位认同、过去生活评价、未来生活预期和内外成功归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社会态度,而宏观层面的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所代表的地区富裕程度也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他们的社会态度。     

电子政务背景下政府透明度与社会公平感对公众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已经成为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电子政务则被当作扭转政府信任危机的一种解决方案被提出,因此,辨析中国情境中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并探寻背后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研究了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影响过程中政府透明度感知的中介作用及社会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机制。通过对2629份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的使用和推广可以有效提升社会公众的政府透明度感知水平,而政府透明度感知对公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提升有着积极的作用;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正向形塑效应正逐渐显现;电子政务对政府信任的提升作用部分归因于政府透明度感知的增加;就政府透明度感知对政府信任的促进作用而言,公众的社会公平感具有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