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重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浅析

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导致中国文化出现危机，中国文化面临着重建的诉求，最终是马克思主义担当起文化重建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建和转型，其实质则体现了文化的“范式革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化分析理论成为文化重建的必然选择。     

论本本主义与“本本”的“主义”

本本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以“本”为本的启蒙崇拜。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主义的理论反思。深度探寻“本本”的“主义”，在结合具体实际的实践中，即在发展着的历史语境中重新出场，激活“主义”所承蕴的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的范式革命实现“本本”的“解释”范式与“主义”的“改变”范式的统一。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研究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两大历史贡献之一,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总体上看,自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逐步地走向科学与理性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受到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挑战,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出积极应对。 一、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和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创立及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社会历史问题,逐渐形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李大钊早期思想中“决定论”与“能动论”矛盾的产生和解决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的李大钊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时,着重关注唯物史观。在国内与国际大背景下,李大钊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产生了“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矛盾。此矛盾究其根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知不清,李大钊在后期也纠正了这一认知,推进了唯物史观在革命中的传播与实践。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典文本,剖析早期李大钊在“决定论”与“能动论”上的认知矛盾,及其之后在正确理解唯物史观基础上解决这种认知矛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历史合力论”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历史合力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晚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系统阐述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论”思想，尤其是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及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的阐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辩证运动及其过程的研究，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

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走过几千年漫长的历程,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优秀遗产,出现过一些史学大师,但是却终究未能步入科学之官。只是到了二十世纪,运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才使中国历史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改造旧世界和创造美好未来的有力武器。本文拟对1919年至1949年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一扼要的回顾,作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开创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借鉴。     

在对话中提升：“中国模式”的出场学路径

“华盛顿共识”理论范式不能解释中国的成功经验，“中国模式”提法便应运而生。“中国模式”自有中国逻辑，把“中国模式”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背景中加以审视，“中国模式”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理论增长点。“中国模式”还在路上，所以在实践中，我们要“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这并不妨碍在理论中提升“中国模式”。     

浅论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

李大钊是最早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其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最早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困境，他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应用到历史研究，在历史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对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     

西方马克思主义超越“经济决定论”的逻辑路径及启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分析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然而唯物史观自创立开始就被误读为一种“经济决定论”。对“经济决定论”的超越，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别走了不同的道路；早期西马的超越逻辑主要体现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哲学路径，而阿尔都塞的超越逻辑则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哲学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超越扩展了马克思哲学的讨论域，有利于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真语境；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把一切现象都还原成经济作用的历史决定论，它本质上是主客体统一的社会历史辩证法。     

深刻认识“第一要务”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强调，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十六大精神，对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必须深刻认识，理解透彻。一、加快发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可动摇的原则。社会发展阶段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理想，这个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     

从哲学角度来反思“三个代表”的理论创新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理论,是对唯对史观理论的新发展。为此,笔者从哲学角度反思“三个代表”理论对唯物史观理论的新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唯物史观的当代叙事

唯物史观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主要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得以表征。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历史思维为认知前提，突破自然主义的囹圄，阐明历史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以群众史观为应有价值，反对英雄史观为代表的个人主义，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以共产主义为实践目标，批判资本逻辑指导下的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类解放的现实使命。     

“纸老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理论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在1919年11月，列宁就曾通过将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的巨人”，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内部矛盾和历史地位，指出了它外强中干的本质。     

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哲学思考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阐述的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为新世纪我们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指明了方向。从哲学高度理解，“三个代表”思想既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石，又为唯物史观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的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都是这一矛盾双方相互作用的结…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共历史学研究述评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党史学界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如何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问题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本文试就此作一简单综述,以便对此进行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首先,中共历史研究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理论指导中共历史研究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但在如何理解和具体研究中怎样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却有不同的论述。张静如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共党史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这是因为中共历史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而“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掀起了一场持续时间长、范围遍及全国的思想争论运动，并成为了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桩历史“公案”。本文通过分析“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社会背景、争论概况，以及胡适个人成长经历及思想背景，进而客观地分析评价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关系，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其与李大钊的“志同，道不同”的真友情，他的学理思想和思维范式以及问题意识等，力求还原胡适在争论中的思想以及挖掘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文化价值。     

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转换”

新中国60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着时代主题与实践基础进行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苏联机械范式到中国辩证范式的转换，从生产关系范式到生产力范式的转换，从物的范式到人的范式的转换。三次范式转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着密切联系。     

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二次革命”、“第二次跨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原则，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和唯物史观，更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典型体现。因此，我们今天完全有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回顾和总结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的关系，深入认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践品格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观意义。     

“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其哲学意蕴

继“两个结合”被正式写入第三个历史决议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阐明“两个结合”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总体理论工程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战略谋划。站在历史总体性的立场高度，“两个结合”具有内在交互关系。其哲学性质的历史定向具体展现为双重智识——理论辩证性思维与社会系统性思维的综合运用。承前启后，贯穿于“两个结合”内在逻辑的历史总体性立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持续布局；一脉相承，理论辩证性思维统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各个理论范畴，突出党带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智慧；吐故纳新，社会系统性思维兼顾理论构建与现实展开以及二者之间的互为关系，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活力。“两个结合”是历史经验与历史意识相统一的思想结晶，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重要体现。“两个结合”正在历史地发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历史到文本，又从文本返回至历史现场的理论性指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与毛泽东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唯物史观核心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成果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毛泽东思想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之路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方法论指导;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生长点和有力指导;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经验和创新精神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深刻的启迪;毛泽东思想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发展是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集中概括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