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道”与“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道”与“术”的辩证统一。“道”是指融通理论支撑、历史底蕴、实践经验与价值立场的理论逻辑,体现“立制之道”;“术”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制度稳定、完善能力与运行机制的优势彰显,展现“驭制之术”。“道”与“术”相辅相成、互促互进,充分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实际”、党的统一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制度内生演化与经验总结、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之间的有机融合,向世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与顽强的生命力。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之治”的唯物史观阐释 --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研究北大核心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跨越的构想,这一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管窥“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与创造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因此,基于跨越设想,对“中国之治”作出唯物史观的阐释十分必要,这对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之治”的启示

马克思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高度思考正义问题，基于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实现了向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航标的“人的发展”的正义转向；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创造中理解“社会发展主体”的正义性。其思想围绕“人”这一“衡量万度之尺度”展开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实践性和价值目标的思考，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为指引，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以“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并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走向“无我之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中国诗学从人的情意出发、禅宗从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儒学从人的道德修养出发,共同达到这样的结论：人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虽然离不开主体性,最后却要消融这主体性于天道的客观性。中国哲学称这种主体性融化于客观性的现象为“天人合一”。由于以“天人合一”观念为背景,中国哲学诠释学对人能否通过语言把握形上本体以及语言如何去把握形上本体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乐观的。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

习近平"中国之治"的领导思维基于实践思维方式,秉持人民中心的执政理念,坚持问题导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表现出鲜明的思维伟力,即"战略思维"谋大局、"系统思维"布全局、"辩证思维"看问题、"法治思维"求善治、"历史思维"谈初心、"创新思维"增活力、"底线思维"防风险、"精准思维"惠民生。     

“中国梦”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

“中国梦”凝聚着亿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愿景，彰显着对民族复兴的希望。但在开放性、共容性的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结构”生成与重构给予了实现“中国梦”十分丰富的时空场域。因此，重新审视和反思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体系便成为解构和诠释“中国梦”价值意蕴与逻辑理路的基本前提。从“全球化”视野来看，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前提是坚持“主权性中国”基础上的“主体性中国”建构；核心要件是加强党的自身能力建设；关键条件是推动“三个自信”的大众化；根本途径是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具体实践。     

“钱学森之问”与深化高校教学改革

钱学森先生生前多次提出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问题就是“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反映出了中国高水平人才培养乏力的问题,切中了中国教育问题的要害。高等学校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摇篮,肩负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的历史重任,面对“钱学森之问”必须深刻反思,进一步增强深化教学改革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审思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结合”问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二者不断交流、内在融合和互相建构以实现各自的丰富发展而又指向构设新的文明形态的动态平衡状态。二者的“结合”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现实的发展需要、彼此的高度契合以及历史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思想观点的融通互构、价值观念的贯通互彰、思维方式的会通互济是判定二者“结合”成效的重要指标,三方面缺一不可。二者在长期的“结合”中呈现出从浅表到深层、从自足到利他、从抽象到具体的三大规律性特征,既彰显了二者“结合”的价值意蕴,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二者“结合”的现实遵循。     

“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和全球文明倡议：政党的责任与担当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为突出，人类现代化正处于十字路口，人类文明的发展面临各种挑战。面对“现代化之问”,各国政党亟须作出思考和回答。正基于此，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阐明了政党对于推进人类现代化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和全球文明倡议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宗旨理念和大党担当，“现代化之问”的中国方案为各国政党探索本国现代化道路提供全新选择，大大推动各国政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全球文明倡议从不同维度回答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的具体要求，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强大正能量。     

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历程考述——以梁启超先生的“三个中国说”为考察中心

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三个中国说”，基本上总结出了从先秦时期一直到今日中外关系的发展历程。其中“中国之中国”是古代中外关系的发生阶段，“亚洲之中国”是中外交流的繁荣阶段，“世界之中国”是中外关系的逆转时期。     

美国：“能源之星”计划促节能

“能源之星”是美国政府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商品节能标识体系，如今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符合节能标准的商品大都贴“能源之星”的标识。“能源之星”最早只是用于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后来逐步推广到家用电器。“能源之星”标识是颁发给产品耗电量比最低耗电量标准还要低的高效产品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采取的这种“能源之星”标识措施，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提高了消费者及厂商的能效观念，     

边疆多民族社区“嵌入式”机理与治理路径

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进城，不仅从原有熟悉的生活场域进入陌生的生活场域，而且使城市社区呈现民族成分增多、少数民族人口快速增长等特点，各民族语言、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构建成为重要议题。论文通过追溯1987年以来中央出台一系列城市民族工作会议政策管窥社区民族工作的演进逻辑，强调多民族社区“互嵌式”治理的重要性，分析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依据，探讨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路径。     

皮解干部工作“四难”的有益探索

“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干部工作“识人难、流动难、退出难、监督难”等“四难”问题，一直是困绕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工作的一个“瓶颈”。淮安市淮安区针对当前干部工作中“四难”问题，大胆创新、积极实践，建立以“四化”解“四难”的工作新机制。     

“中国技术威胁论”的批判与应对

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和散播的“中国技术威胁论”,立基于西方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观念基础。“中国技术威胁论”表现样态复杂多样,集中表现为中国技术“偷窃论”“间谍论”“霸主论”“数字威权论”“武器研发威胁论”五种类型。“中国技术威胁论”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新变种,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治理危机民众视线进而维护治理优势幻象的新伎俩,是塑造中国负面形象进而恶化中国对外交往环境、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认同的新手段。有效应对“中国技术威胁论”需从话语与实践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内涵性与大众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生产出有效的应对话语;另一方面要实现“技术威胁”恐惧的逆向转化,推进信任传播与好感传播,发挥技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助力作用。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基于鄂西W村的实践考察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途径。从马克思主义的内外因理论出发，结合鄂西W村“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形成的地方实践，探索“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机理，可以发现“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形成实际上是乡村社会内部发展需求的内因与外缘之间互动互构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即乡村自身发展需求是内因；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力量参与是外缘。未来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提质增效，需遵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基本原理，即党委政府领导与社会力量参与须因地制宜契合乡村社会自身发展的内部需求，才能够真正解决乡村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文化中的“道”（上）

“道”的原初含义之一是“道路”，道路又可以引申为行走的意思，所谓“道，行之而成”。道又有言说之意，并体现为真理。与之相联系，道的追寻内在地包含言和行、知和行的关系。无论是言说，抑或真理，都有如何具体落实和践行的问题。道所内含的如上含义，同时也规定了理想人格的存在方式：人格的培养和发展过程，总是内在地指向知和行、言和行的统一。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这是中国文化所反复强调的，这种观念同时也是“为道”的题中之义。     

“人的观念”视阈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

“人的观念”的演变，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同频共振，为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进阶锻造了观念机理，也为审察和揭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规律特质提供了全新视角。社会存在为社会意识提供客观事实和理性真理的确证，社会意识为社会存在奠定观念上的合理性和解释力。“解除观念束缚、鼓励思想解放”是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必不可少的先导环节，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观念变革，实现了观念转型和社会变革的耦合统一，使国家的现代化与人的观念的现代化保持内在一致性，人的观念的推陈出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激活精神动力、奠定思想根基。     

“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哲学分析

“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那种只有少数人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共产党宣言》并没有由此否定一切个人财产及个人所有制。继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命题。从哲学上分析,该命题依据于否定之否定、人的存在方式、劳动者产权等理念。“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首先,它重新确立了劳动的自主权;其次,广大劳动者拥有自己的资产;再次,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既允许竞争又加强协作,注重那些重要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