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视阈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实质上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发展模式。但在农民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当前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新探——以利益表达为分析视角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进程就是农民利益表达与乡村治理结构互动变迁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在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结构面临新的困境。为了维护和实现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村和谐稳定,适应农民利益表达的需要,农村治理结构必须突破旧有模式,走向以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两委"的组织依托、尊重农民主体性的乡村治理结构新范式。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乡村社会治理是以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相结合,以村民自治为核心,以实现农民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发展模式。但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使乡村的发展陷入了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特征、生成机制及现代转向

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的断裂性、依附性、伦理性及封闭性特征阻碍了乡村社会的转型,制约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空间,也不利于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现农民传统政治人格的现代转向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培育乡村资本;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发展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整合乡村教育资源,发挥文化反哺功能。     

论新中国初期乡村救灾中的国家与农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乡村救灾是中共及其新政权首次乡村社会危机的应对与治理。国家与农民在乡村救灾中既有共同的目标预期,也有着各自的利益诉求。这就决定了国家以政权为后盾建构救灾语境下与农民关系的同时,农民也以自身的方式去影响救灾语境下同国家的关系。乡村救灾语境下国家与农民关系呈现出协同性和差异性的双重特征。这种双重特征,是乡村救灾中国家与农民利益博弈的结果。对这种双重特征关系模型的检视,促成了中共加快乡村集体化的理论思考和实践进程。     

基于资本场域的涉农企业与乡村治理研究

为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涉农企业以资本为主要形式进入乡村社会治理场域,对原有的乡村社会控制形成冲击和整合。资本作为行动者的实践工具在场域这个实践空间实现兑换,进入村治场域的各种资本由于力量不同,兑换过程中出现价值扭曲和主体缺失,应当给予必要规制,达到各方利益均衡。     

参与和共享:以治理创新助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基于广东佛冈华琪生态村项目的分析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宜特色。这其中,现代生态农业是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之一。但在很多资本下乡型生态农业项目中,农民游离于项目之外,未能有效地参与发展过程、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成为了现代农业发展中的"看客",而现代生态农业也因未能将当地农民有效纳入产业体系而遭遇乡土困境。为此,新时代在推进乡村产业振兴过程中,应积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通过推进以参与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项目深度合作与利益共享的多种链接机制,实现农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有机对接,进而改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社会土壤,以实现现代生态农业项目在乡村社会的落地生根和可持续发展。     

论乡村政治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乡村政治稳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本文从乡村社会阶层的分化 ,乡村公共权力的异化 ,以及农民利益的被侵占等方面分析了乡村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 ,并提出了相应的转化对策与措施     

集体化时代电影进村与乡村话语革命化——以侯家营、沈家村为例

集体化时代,国家推行电影下乡、进村政策,积极发展农村放映网,建立农村放映队,普及放映。露天电影逐渐登上乡村娱乐舞台,得到乡民认可,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回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乡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侯家营与沈家村的案例表明:露天电影不仅带给农民科普知识、文化娱乐,同时也带有主流政治文化的渗透,使乡村话语渐趋国家化、革命化。在电影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农民具有自身的行为逻辑,乡村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与需求的契合与交集。     

草根领导、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由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农村基层的渗透,农村草根领导层经历了一个兴盛、衰败、复兴的循环周期。当前国家政权的适度收缩致使农村草根领导层缺失是导致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培育草根领导,可以适度缓解当前的治理困境。目前,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草根领导层的缺失。培育草根领导层,必须加大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投入,构建基层政府、草根领导和普通群众信任、合作和互惠的网络平台。一、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草根领导的变迁     

乡村振兴视域下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宁夏的考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1]乡村旅游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在促进欠发达地区乡村建设、农民就业、农民增收、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升、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宁夏为例，乡村旅游发展在顶层设计、资金保障、行业管理、产业融合、设施建设、宣传营销等方面存在不足，解决这些问题是宁夏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应科学统筹规划布局、加大资金保障力度、提供有力人才支撑、完善旅游产业体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旅游宣传推介，多措并举促进宁夏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空间的拓展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在乡村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农民的各种利益需求不断涌现。然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缺失让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不得采取非制度化的手段，如越级上访、自杀等。     

社会转型期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农民利益表达的困境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了政治系统的良性运行,同时也关乎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问题。在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规范不断受到冲击,整个农村社会结构面临着新的分化、整合,社会资源利益面临着重新分配,农民利益表达在现实的政治场域中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摆脱这一困境之路径选择可以从农民利益表达主体层面、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层面及资本层面来考虑。     

乡村社会：“秩序”与“文化”的提问

由于乡村社会被嵌入了工业化、市场化的轨道中，中国乡村建设中的“秩序”与“乡村文化”建构问题重新被提出来。中国已经步入了“利益时代”，让农民合理得到“秩序”中的公共资源，是对社会秩序设置的挑战。支撑“秩序”的乡村文化也面临新的建构。它应该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再认同，包括对以制度公正、公民尊重为基础的公民文化的认同，包括对以差异性为基础的乡村社会多样性发展的认同。     

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乡村建设走向——第二届农政与乡建工作坊评述北大核心

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乡村建设提供了机遇,也带来挑战。传统文化为村落共同体再造提供了优质文化资源,凝聚了村庄文化内核,为公共生活和社会整合提供了手段,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农业供给侧改革不能消灭小农,而是服务小农,打造服务小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供给侧改革要适度发展,不能大跃进。乡村教育要以本土文化为资源,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农民的幸福感。今日乡村建设引入了大量的外部资源,忽视了原住民的参与,没有原住民的参与,很难取得真正的成功。在资本下乡和农业资本化的背景下,乡村建设要切实维护农民权益,防止乡村建设的去农民化,增强农民的文化自信。     

数字赋能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正>建设数字乡村是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之一。数字赋能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和方向,能够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但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也面临着农民数字鸿沟差距明显、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不健全、农村信息连接机制不够紧密等困难与挑战。通过拓宽农民的数字技能培训,并加强其数字技能意识,为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促使农业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可以助力乡村振兴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建立健全农村的信息服务网络体系,     

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 促进社会稳定有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和社会阶层之间差距的扩大，农民群体成为典型的弱势群体。由于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渠道的不畅，导致农民利益非制度化表达方式非常普遍，影响了社会和谐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新形势下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就是要促进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其对策建议是加强农民群体的文化素质教育，强化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和理性表达方式；建立和完善农民维权组织，畅通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引入协商民主治理模式，创新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平台。     

宗族共同体:农民利益表达的一种选择——基于对华南地区农村社区治理的观察与思考

农民利益表达能力不足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以宗族文化和宗族组织为基础的宗族共同体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思路。宗族文化具有利益调适功能,宗族组织具有利益联结功能,宗族共同体介入农民利益表达以农民的利益联结为起点,能较好地实现有序的利益表达与利益维护。如果村庄正式权威——村委会能加以正确把握引导,充分发挥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则可以使村民从注重情感表达逐渐向注重理性表达转变,实现村庄宗族治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     

乡村文化传统与农村基层党的建设

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伴随着传统农业而产生的乡村文化历经数千年，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农民的思想观念，支配着农民的行为习惯。乡村文化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继承和改造乡村文化传统方面发挥作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视域下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效应、限度及优化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党的农村社会动员提供的强大动力支撑，两者具有必然的耦合逻辑。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党的农村社会动员仍存在一些实践限度，如政策引导亟须契合农民日益增长的利益需求，农村逆动员力量的抗拒削弱动员正绩效，传媒动员在农村广泛运用伴生负面效应，动员成本激增影响农村社会动员可持续性等。新发展阶段，唯有重新审视党的农村社会动员的历史方位和现实挑战，主动变革并自我调适，切实强化利益动员、加强组织动员、提升传媒动员、深化战略动员，才能汇聚起广泛的社会合力，从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