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条块整合、权责配置与清单化管理模式创新

全面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基于政府内部的组织与结构差异，从条块整合的视角剖析政府权责配置的内在逻辑和演变机制。“块块”管理维度强调权责配置中的放管结合，追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条条”管理维度聚焦权责配置中的分工协作，旨在减少因边界模糊和职责交叉重叠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在实践中，通过条块整合，形成了“以块统条”“以条带块”“条块共推”等三种模式，共同推动权责清单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协同治理。面向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应从需求导向、标准化建设、合法性审核、执行评估和动态调整等环节，对权责清单制度的实施路径进行优化完善。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地方政府政绩与公信力的背离及其消解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追求政绩行为失范,导致政绩与公信力产生背离。委托代理关系蕴含的风险性,以及现实政治环境下压力型体制、行政权力有效制约不足等因素是导致背离的重要原因。克服地方政府与公信力背离,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形成科学的决策机制,完善行政问责制,并以推进公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协商治理作为重要举措,以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政治沟通视角下的地方治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的测算与分析

政治沟通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在治理评估研究中却长期被忽视。地方政府沟通指数将政治沟通纳入地方治理评估过程,以"平台—政府—民众"为框架构建指标体系,以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实现对各级地方政府沟通水平的测算和排名。从测算结果看,当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与民众在不同层面上开展沟通,但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均衡、不充分特点。作为衡量地方政府与民众沟通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沟通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资源配置等因素影响。通过构建和测算地方政府沟通指数,既可为我国的地方治理评估引入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对提升地方政府沟通能力具有启示意义。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制度趋同”：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其发生逻辑——基于“村情通”创新扩散的案例研究

基层是直面社会问题的治理单元,我国近年来诞生了诸多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探究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有助于厘清创新扩散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寻找可行的扩散方案,促成草根创新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效能。本文梳理了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在“组织同形”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制度趋同”这一概念,并结合浙江省龙游县“村情通”的扩散案例,阐释了基层治理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类型及其发生逻辑。研究发现,我国基层治理的草根创新扩散有模仿性机制、强制性机制和规范性机制三种路径类型。但模仿性机制易受制于组织关系网络、创新属性及潜在学习者目标多元化的影响,出现扩散“困局”;上级政府强制力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破局”,上级的组织势能和资源配置权使得村委成员的行动情境发生变化,促使其采纳创新,推动创新得以扩散;上级政府的介入还有助于在创新扩散场域内激发“锦标赛”氛围和技术规范压力,推动草根创新的规范性扩散。“制度趋同”分析框架为理解草根创新的扩散路径及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视角;同时,本文也拓展了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适用范围。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研究

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本质上是由中央政府支配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过程引起的,地方政府被动服从中央政府确定的财政分配利益格局,缺乏实现财政分配利益的权力和权利治理机制。应尊重中央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利益主体地位和诉求,完善我国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政治权力治理和政治权利治理,以法律形式稳定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对湖北省L市和G开发区的调查

为了解释土地冲突在现有治理结构下是如何构建的,采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演变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由于权力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清,行政科层的推动机制取代了城镇化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城镇发展的成本被转嫁到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身上;在社会领域,通过行政权力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利用策略化的治理方式迫使农民接受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冲突的压力传导到底层社会内部,形成刚性稳定的治理格局。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贫困化、边缘化,导致土地冲突加速积累和酝酿,最终演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土地冲突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村庄治理中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基于对豫东Z村的调查

豫东Z村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型村庄，Z村治理中出现的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现象严重干扰了村庄治理的正常秩序。主体萎缩意指村庄治理中普通村民和村庄精英的部分退出，治理逆变则是因国家权力扩张过程中的强制行为而出现的“治理”向“管理”的转变现象。具体而言，国家权力的强势介入、村庄精英的中介失衡、普通村民的黯然离场是此现象的实践表征，而其生成则是基层政府“乡镇本位”的行为逻辑、村庄落后的发展现状、个体匮乏的治理素养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Z村而言，优化行政力量的介入方式、探寻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的合作机制或许会是走出“主体萎缩与治理逆变”困境的一条有效路径。     

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以山东半岛为个案

跨域治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为适应公共治理的多元化趋势及跨部门议题而成长起来的一种合作型治理模式.胡锦涛2009年提出“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之后,“蓝色经济区”的跨域治理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差异、机会主义行为、区域政府的保护主义等都制约着山东半岛地方政府之间的跨域合作.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有: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的合作模型;树立连续博弈及跨域治理的理念;建立蓝色经济区地方政府参与合作的规则约束机制;建立跨域治理的协调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合作执行策略.     

从权力中心主义到法律中心主义:地方政府治理改革模式的实践探索及其制度性建构

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阐释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一些共性特征,即以政府权力意志为主导,以地方支持性政策为平台,以行政授权为推进手段,以试错之名"良性违法"等。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的生成逻辑是"于理有据",即德之理、情之理、权之理和法之理的总和。"于理有据"也内蕴了权力中心主义改革模式无法克服的限度,即"于法无据"。作为新的替代方向,法律中心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在部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出现,并开始向制度构建层面迈进,其基本要义是强调地方政府治理创新遵循法律规范、民意需求和权力平衡等基本原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从权力中心主义转向法律中心主义,也意味着其改革动力从权力本位转向了法律本位。这种基于法律本位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模式将推动各级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法治保障框架下呈现百花齐放却于法有据的新局面。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关于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思考

政府间关系是指国内不同层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它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由于"条块冲突"、职责同构、地方政府间非良性竞争、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等问题,形成阻碍理顺政府间关系的老大难题。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有效的府际治理,建设政府间伙伴型关系,完善政府职责体系,这是切实理顺我国政府间关系的可行方向,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我国中央部委与省级政府之间横向关系的现实困境及其治理对策

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作为总体目标的执行者和局部政策的制定者,它们在条块分割的情境下博弈以谋求利益最大化,其过度竞争与权力寻租等活动削弱了我国的总体竞争力和凝聚力。本文基于治理理念,力求理顺中央行政部门与地方政府际关系,破除条框分割的束缚,建立平等协商的组织间网络机制,进而整合资源建立整体政府,促进国家的和谐发展及社会的稳定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