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原则的宪法学解读

宪政意义上税收的价值取向是捐税正义,能够体现捐税正义宪政精神的税法原则是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捐税正义的直接体现,税收法定原则是捐税正义的法律保障。在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中,税收公平原则高于税收法定原则。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明确的问题探析

税收法定原则来源于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政府征税需经人民同意,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宗旨.从我国的税法立法情况来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途径是将立法权逐步回归到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手中.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还要求合理确定税法各要素,避免征税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并在立法程序上体现民主法治,这样才能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即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之不必要性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在人权保障呼声日高、人权保障意识倍增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的观点.本文认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并不具有足够的必要性；相反,是一种浪费立法资源,且有走向罪刑法定原则根基反面之虞的做法.因此,没有必要将罪刑法定原则纳入到宪法之中.     

税收法定原则之再研究

在当代 ,税收法定原则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宪法原则和税法的基本原则。本文研究了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内容、实质与功能 ,并在此基础上对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宪法及税法中的应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以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为中心

自2013年中央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和税收法治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税收领域主要采用的“一税一法”的平移立法模式，仍然存在税制过于简单、重点领域税制改革和立法任务仍未完成、各单行税法之间缺乏有机统筹和关联等问题。税收法定原则强调的法律保留，仅是税收法治的一项要求。作为一项形式原则，税收法定原则服务于税收实质公平正义的实现，应依税收法治的实质价值追求进一步完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执法实践。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以“良法善治”为根本要求，以更深层次的机制满足税收法治的价值追求和原则要求，实现从税收法定到税收法治的实践进阶。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理性设计与现实困境

本文通过揭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理性设计,分析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目前在我国遭遇种种侵蚀、规避、冲突的困境,并提出分阶段进行税制改革以解决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目前遭遇困境的解决建议。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

财政法定原则的要求是财政基本事项由法律加以规定,其实质应从财政权法治化的高度加以把握。它兴起于封建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变迁过程中,最初表现为税收法定,并在夜警国家到社会国家的演进中扩展到预算法定,最终发展为财政法定。为全面展现财政法定的要求,有必要突破现有的就事论事的内容法定范式,从范围法定上构建起"财政宪定——财政体制法定——财政收入法定、财政支出法定、财政监管法定"的三层次体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落实财政法定原则对我国的意义重大。鉴于目前财政权的失范格局,突破口应在做实人大,特别是要明确人大的财政收入立法权、预算监督权和财政收支划分权。未来,应在改革中逐步建立健全财政法律体系,并在条件成熟时推动财政法定原则入宪。     

重申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财政、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立法早已确认了税收法定主义,但是,由于授权立法的大量存在,其功效未能有效发挥。结合执政党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当前需要提请立法机关收回税收立法授权,妥善处理已有的授权立法,警惕税收行政立法的变相扩充。鉴于税收法定并非税法唯一的原则,也非最高效力的原则,还需要妥善考虑它与量能课税、实质课税、禁止溯及既往、契约自由等原则的协调。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体系的完善

一、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涵义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效能税收法定主义亦称税收法律主义,税收法定性原则等,其基本涵义是指征税主体征税必须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主体依且仅依法律的规定纳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非经立法不得征税’被视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经典表达”①。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具体内容如下:(一)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亦或称之为税收要素,是指所有税种之税收(法律)关系得以全面展开所需共同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统称②。主要由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目、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加征或减免、罚则等一切涉及税收课征的基本要素构…     

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收规避治理中的运用

实质课税原则是税法上的一个颇具争议的原则,它强调在税法的解释和适用中透过形式追求实质,在运用中容易与强调税法形式的税收法定主义产生冲突。利用税法漏洞进行的避税活动,恰恰需要运用实质课税原则揭露纳税人在合法形式掩盖下规避税收的真实意图,以维护税收公平与正义。以税收公平原则理论为支撑,坚持税收法定主义框架之下法律上的实质课税原则,解决了实质课税原则在适用中的难题,是治理税收规避直接有效的方法,但是要根治避税依然要靠立法的完善。     

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

以赋税问题作为看待财产权与宪政制度之关系的一个切入点 ,通过对财产权在宪政之先的论述 ,提出赋税的合法性问题。当前的财政危机导致对源自民间的赋税的依赖性增强 ,从而凸现出赋税合法性的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向是继续沿着财产权入宪的思路 ,确立“税收法定”的宪政主义的赋税模式。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论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同时也是税法最为重要的一项基本原则，一般来说，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三方面：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法定和征税程序法定。无论是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还是对个体财产权利的保护，它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对该原则进行准确的适用和强有力贯彻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经济的平稳运行。针对这一问题，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结合现实中存在的实际情况，谨以本丈提出相关的见解和解决方案。     

论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甚至是最高原则,是指一个国家在对税收关系进行法律调整时,必须明确税收立法权、国家征税权和税款收益权,享有税收立法权的机关在税法中对课税要素做出明确规定,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     

税收法定主义视野下的地方税立法研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修改了《立法法》中关于税收法定的规定,意义重大。如何理解地方税收法定,是目前中国法律、财税等相关领域人士热议的一个难点问题。修改《立法法》是否说明税收法定原则已经落实,《立法法》制定、修改以后现行地方税收法规是否依然有效,表述中国地方税立法现状应当注意什么问...     

税收调控中的行政立法:正名与规范

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是要求征税权由立法机关保留,但税收调控权不应由立法机关垄断,因此,税收法定原则不应笼统地适用于所有有关税收调控的立法行为。行政立法可以规范消费税的基本制度,以及仅涉及部分行业、部分地区的税收调控措施。同时,应当设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宏观调控委员会,负责审查和批准税收调控中的所有行政立法,并且在宏观调控基本法中明确规定税收调控中行政立法的前提条件、行政立法中可选择的调控措施及调控幅度。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与政府税收立法权的界定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是税法的首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税收要素、税收程序基本方面的立法权都应由议会机关保留。政府部门只有对税收程序中的具体问题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即使在授权立法的情况下,对政府部门的授权也只能针对个别、具体的事项。     

浅析实质课税原则

僵化地理解税收法定主义会造成税负公平的损害,实质课税原则恰好能弥补这一损害。本文阐述了实质课税原则的内涵和理论依据,理清了实质课税原则与税收法定主义的关系,实现了两者的统一,确认了实质课税原则在反避税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