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基础与民法取向解析

法和文化的关系向来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不太倾向于认为在一些具体的人背后还有一个抽象的"人",而是倾向于在人的各种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中来界定"人"。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私有经济关系,存在着我们今天称之为"民事"的种种关系,但并未真正产生出可以称之为"私法"或今天意义上之"民法"的那部分法律。在西方社会,法律文化以权利为本位,注重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权利意识在法律文化中占起始和主导地位。东方的民法传统更多地可归为民事社会法,而非西方的市民法。作为私法的民法应当以私人权利为精神、为本位。     

商法公法化属性的法理辨析

随着法律的逐渐完善,商法规范中引入了公法性质的法律规范。通过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民法、商法、经济法三者的序列关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美国私法领域中商法公法化的社会原因,以体系化的学理视角分析私法公法化环境下商法公法化的实质内涵,可以看出商法的私法属性是无法动摇的,商法的公法化是私法领域“再市场化”的立法体现,是商事活动的自我规制与国家经济行政干预规则相统一的技术措施,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法律工具主义的需求。     

浅谈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在民法法系里,法律的基本分类是将其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的本质决定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理念,即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民法基本原则不仅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民事规范中,而且还针对成文法自身难以克服的先天局限性,以其模糊、宽泛、丰富的涵义作为弥补的手段,从而实现人们对法律既要求安定又要求灵活的目的。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特征初探

公法文化是私法文化的对称 ,这种区分是基于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内容及运行机制不同作出的。公法以刑法为典型 ,私法以民法为代表 ;公法文化是主要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刑法化的法律文化 ,具有鲜明的国家化色彩 ,私法文化是重点突出个人化利益的民法化法律文化呈现出浓郁的个人化特质。从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 ,不难看出 ,由于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习尚和专制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 ,绵延几千年所形成的完备的刑法、发达的官制法和民法的不独立及其被刑法化 ,充分表明了中国古代的公法特质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典型的公法文化     

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的建构

民法典体系化是其内在要求 ,我国民法典应体现人类社会开放性与稳定性特点 ,应体现人本主义精神 ,为此 ,民法体系应构建如下 :总则篇 ,人身权篇、财产权篇、侵权责任篇、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篇。     

意思自治的理论与实践

意思自治(也称私法自治)与私权神圣是民法最高价值的追求.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中国的民法与理性结合相脱节,主要是由于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是迫于改革开放的需要,而非自身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民法中心主义开始确立,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修改、废止上,在法律的实施,包括法律的适用上,民法的理念深入人心还仅仅是开始.     

改革开放与民法变迁——以民法观念变迁为主线

以狄骥的私法变迁理论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发展的历史,虽然也存在他所提到的意思自治之限制、无过错责任以及对所有权的限制等法与社会现象,然而令世人瞩目的、构成当代中国民法发展主线的,并不是狄骥所说的私法变迁,而是私有财产保护或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和意思自治等私法原则在中国民法乃至在整个中国法律制度中的逐步确立与弘扬。引起中国民法变迁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有财产保护或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经济运行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催生了意思自治原则。     

民法是私法吗？

基于平衡保护私人自治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两个基本点的考虑,公私法划分标准采用"规范性质区别说".按照这种观点,民法中的任意性规范都是私法,强行性规范都是公法.这是以规范为单位对民法属性进行的考察.民法既有私法性的规范和制度,也有公法性的规范和制度,既调整私法关系,也调整公法关系,所以,民法是公私混合法.     

法律行为概念证伪

法律行为是德国民法的核心概念,法国民法并无该概念,我国民法以德国法为模本,法律行为亦是我国民法中的基本概念。实际上该概念并无特别的法理意义,逻辑上的瑕疵也十分严重,我国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应彻底放弃这一概念。对私法自治精神的准确表达是"造法行为",现行法律行为概念所表达的其实也是这一含义,以法律行为作为概念名称显然是用词不当。意思行为是造法行为,事实行为是适法行为,两个概念对法律规范自然行为的本质过程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性质上,法律行为亦非法律事实,而是法律规范。将法律行为作为法律事实,法律是对自然行为的规范这一基本的法学思维模式,造成了逻辑上一系列的错位和混乱。     

《民法总则》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刍议

《民法总则》首次在民事基本法中提出了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定.通过分析《民法总则》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及立法意义,旨在探究该新增条款对新时代法治建设之意义及其对现实社会生活之影响.《民法总则》这一法律创新既是宪法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宪法私法化的具体表现.同时,结合其他法律对个人信息受侵害时的系列救济途径,并针对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及维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力图完善个人信息相关权利的全面保护.     

民法主体的观念演化、制度变迁与当下趋势

传统民法是一种主体化非常鲜明的秩序。罗马法主体观念基础乃平等化之"市民主体观";《法国民法典》主体观念基础是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人格自由"、"人格平等";《德国民法典》经历了由自然法到理性法的伦理主义洗礼,加上形式上对高度体系化的追崇,以理性伦理主体观与概念主义结合为特点的"自然人"和"法人"主体概念跃上规范层面。主体化结构使得传统民法成为一种富有道德意味的制度构造,发挥出强大的以"实现个人自由"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功能,但缺陷也是明显的:主体原子化结构导致社会性调整缺漏,主体客体截然二分导致人类法人格的极度膨胀,过度理念化导致对实际结构复杂性和多样性关注严重不足,过度概念化导致法律体系化适用的封闭,等等。中国民法典要成就当代之典范,应在继受近现代民法成就的基础上同时做出显著发展,首先在结构上须做必要的主体性松绑,以修复因过度贯彻个人主义而推行绝对主体化秩序带来的社会性断裂,此外还存在特殊的历史补课的问题,应同时做好既有主体规范的私法转型。     

“权利”在中国的诞生、成长与成型——从语汇到观念和制度的历史进路

在古汉语中,"权利"一词取贬义而用,且不具法律意义。及至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传入中国后,right被译为"权利","权利"才与法律发生关联,并取向正义价值。但是,中西权利观念并不吻合。中国学者首先从政治意义上理解"权利",并将其特定化为"民权",之后才从法律意义上区分基本权利和民事权利。始于晚清的权利观念制度化尝试,在民国初期得到进一步实践。国民政府将权利制度体系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也在进行权利制度探索,但未能全面体系化。新中国成立不久,权利观念逐渐被极左意识形态化,权利制度建设被迫中止。改革开放以后,扭曲的权利观念才逐步得到矫正,权利制度建设逐渐成型,并走上了体系化的正确道路。     

中国区际私法冲突解决机制

一个国家内部具有独立法律制度的地区被称为法域.区际私法冲突,就是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既有私法之间在适用中会产生的不一致的后果,并由此而引发的法律冲突.随着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顺利回归,以及台湾地区问题的积极解决,我国最终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格局.中国区际私法冲突存在已久,就目前来看,由于经济的互动性增强,解决两岸三地的有关区际私法冲突问题愈加迫切.通过对各国立法例和中国现有立法的研究,分别在识别、反致、法律规避、程序诸方面进行讨论,最终形成区际冲突法和各法域终审法院司法实践共同解决区际私法冲突的方法.     

“法律关系”概念在私法和公法领域中的意义

法律关系是源于私法领域的基本概念,我国法理界之所以将其列为法学的基础概念,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它不仅代表了私法方面的法律效力,而且也囊括了公法上的法律作用及其实效性,因此成为法的实施与实现的核心问题,它在守法、执法、司法等一系列私法和公法领域都显现着法治的基本精神．     

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研究——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

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婚姻家庭法是私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从法律体系架构的角度考察,婚姻家庭法并非只是私法。法律体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非绝对,二者互为关联、互相影响。以我国现行《婚姻法》文本为分析对象,可知强制性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占绝大部分;国家公权力介入婚姻家庭,维护弱者的权益相当必要。因此,有必要转换思路,突破传统思维定势,确认婚姻家庭法是公私混合法的性质,以求符合婚姻家庭的基本价值与功能。     

论民法典的形式、价值与中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法律系统化的传统,其表现为形式上的合理性,内容上储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以自由、平等为其基本要素,并以此规制着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国一向缺乏私法传统,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民法典的制定成为客观上的需求。面对民法价值模式的变迁,确定我们的民法价值观的选择,以实现中国民法典目的和理想。     

共同危险行为--刑法学研究的新视野

共同危险行为制度起于民法,是当今各国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其有利于充分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因此,对当今中国的刑事立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特征和类型入手,并分析其犯罪化的依据和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在我国刑法理论上构建起一个全新的共同危险歇理论体系.     

移植 改造 融合——论中国近代继受大陆民法的模式

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法，近代，从清末制定《大清民律草案》、到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制定《民国民律草案》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华民国民法典》的正式颁布实施，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法制定的历史任务，为中国民法走向近、现代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民法制度的发展主要通过三种模式继受大陆民法制度：一是移植大陆法系法律制度；二是借鉴大陆民法制度改造中国固有民法制度；三是将继受的大陆民法制度与中国固有民法传统进行融合。通过上述方式，大量吸纳了欧陆近代民法制度，将中国法律纳入近代民法传统。     

民法的修正与经济法的革命--面对社会化的不同选择

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为了适应社会化的趋势,民法自身作了一些修正,加大了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限制,由近代民法发展到现代民法,但仍未脱离个人本位的私法属性.经济法的产生即为了弥补民法社会化的不足,而以社会为本位,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本文从社会化角度论述了民法的发展演化及局限性,揭示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     

“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辨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私法观念重新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论,在公私法观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解和含糊之处。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公私法混合"、"公法私法化"与"私法公法化"这三个概念的使用上。"公私法混合"、"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往往被当作"标签"来指代法律社会化这个法律内容,二者之间被机械地建立起等值关系。但这一方面会限缩法律社会化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会不适当地扩张法律社会化的指涉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