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义利观及其时代意义

论邓小平的义利观及其时代意义李海荣，张培炎，梁宗常一、义利观：邓小平价值观的特殊形式义利观是伦理层面的价值观，其实质是关于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人的个体价值与人的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义利观是传统文化中用以体现价值观念的特殊形式。所谓＂义＂，...     

论邓小平对传统“义利观”的扬弃

义利观是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核心.肯定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倡导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导利、舍利取义、舍生取利等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精华".本文认为邓小平关于"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以义导利"、"义利统一"社会主义价值观思想,是中国传统义利观与时代精神的"整合".     

"三个代表"思想与行政价值观的重构

本文以"三个代表"的理论思想为指导,深入剖析了我国传统行政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缺陷,提出了五种基本的现代行政价值观,即民主行政观、公平行政观、效益行政观、规制行政观和服务行政观,并对其重构的途径作了理论上的探讨.     

伦理维度——行政改革对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法治化是现代行政的核心,完善的法律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同时,行政的发展和完善离不开行政文化建设,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方面将在现代行政改革中发挥关键性的影响,关注传统伦理的积极效用,并在实践中转换为与新时期行政相契合的价值,将是我们新一轮行政改革的重点之一。     

透析传统行政文化及其现代走向

传统行政文化以封闭停滞的小农经济为根基,以封建官僚为载体,以儒家文化为其内核。作为行政思想历史积淀的行政心理和行政心理外化的行政观念,对政府机构改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社会变迁的加剧,对行政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行政文化进入了激变、更新的重要关头。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管理活动各方面发展的需求,中国行政文化正在实现转变,探讨传统行政文化的现代走向问题,实现传统行政文化与现代行政文化冲突中的统一,对于加强我国现代行政体系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现代企业管理的“义利”之道

作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价值主线的传统义利观,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我们有必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融入中国传统义利观,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以传统义利观重塑人们的道德情操和价值追求。     

道德建设应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道德文化资源,可为现代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丰富给养。优秀传统文化是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道德伦理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道德建设必须紧密结合传统文化基因。为此,我们必须充分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使之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少年教育及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紧密结合。     

实施廉政文化教化制度 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就是指党和政府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针，以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为主体，以反腐倡廉教育为主要手段，以促进各界群众形成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义利观、荣誉观为基本内容，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精神相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先进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转化,从理论方面来说是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有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从现实方面来说是加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有助于确保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从实践方面来说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有助于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策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转化要牢牢抓住甄别、重铸、践行三个重要环节。     

正确义利观:儒家伦理的当代发展与共同体建构

正确义利观继承了传统儒家义利观的道义优先和义利兼顾法则,但基于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世界治理体系,正确义利观的内涵和外延均不同于传统儒家义利观,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征,决定了其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并确立了底线意识,这是对于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是在资本逻辑下对于正义的呼唤;强调义利并举,超越了西方唯利是图、利益至上的观念;主张利益共赢,跳出了零和博弈的逻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践行正确义利观,需以道义来构建共同体,以利益来夯实共同体,坚持道义为先,兼顾利益,力求使义利达到辩证统一。     

论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建设的意义、切入点及操作策略

在社会转型时期,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然。必须针对新时期的社会特点,从新的人文环境出发确立新的价值观、义利观和公平观。特别需要把握好“三个结合”,即继承传统道德、借鉴西方文化与批判糟粕、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在道德建设的层次性上做到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相结合。     

“和合”——核心价值观的台州元素

建设核心价值观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着“和合观念”,对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文化、人与心灵和谐,为我们构建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基础.台州作为“和合二圣”的故地,是中华“和合人文精神”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地域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和合思想资源.本文通过对台州“和合”人文精神的历史渊源、主要内容以及对台州历史人文精神的影响等进行调研,并对弘扬“和合”人文精神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建设作了思考.     

错置与重构:传统官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探析

立足于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传统官德文化包涵诸多为政美德和道德规范,能为当代行政道德建设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与此同时,传统官德文化存在"德治越位""德政错位""德格畸位""德福异位"四重错置,它们是传统德治理念无法在政治实践中充分释放积极效应的根本原因。只有完成价值重构、体制重构、角色重构和激励重构,才能架设传统官德文化对接现代行政道德建设的通道,找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正确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公共文化的保护——基于对湖北长阳县域实践的考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落实在特定社区。按照中国现有体制的特点,县域是进行活态保护、整体保护即社区保护的较好平台。湖北长阳对于其县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的文化自觉的内在需要,能够进行立法、行政的制度建设,调动公共财政来支持公共文化发展,使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在现代的学校体制和传统的社会生态中都能够有效传承,这是将传统的非物质文化纳入现代的公共文化予以制度支持的成功探索。     

论新时代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

新时代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体现了改变传统文化的思维定式、实现"通古今之变"、突显传承发展、肯定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等特点,有利于增强文化自觉自信、凝聚强大中国力量、提升全民族道德修养、齐心筑造中国梦、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新时代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基于法治的"平等仁爱"、为民服务的群众观、接地气的"鞋子论"、适用于国际关系的新型义利观、简明凝练的和谐观、扎根现实的"中国梦"等方面。这对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理论的科学认知、进一步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等。这些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当前和今后的治国理政特别是文化建设具有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党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增加道德修养的指引、培育精神动力、形成思想的基础、拓展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武器、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等方面的现实指导性。     

论坚持文化主体性与增强价值观自信北大核心CSSCI

文化主体性与价值观自信是当前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价值观自信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同时又随着时代进步而与时俱进。     

构建责任政府的行政文化剖析与求解

建设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目标,其实现离不开特定的行政文化环境,然而传统行政文化对实现责任政府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构筑新型的责任行政文化成为实现责任政府的必要部分。     

科学发展观维度下的环境伦理及其价值观创新

现代环境伦理理念作为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与“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在价值和目标上存在着一致性。要立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和特殊国情,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整合环境伦理的各个流派,实现环境伦理的观念和理论创新,突出其应用性和实践性,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提供环境理论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的中轴力量,不仅能够为文化建设凝聚青春力量,还能够为文化建设提供价值规范.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具有重大意义,即有助于为文化建设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也有助于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根本保障,还有助于为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根本方向提供动力引擎.因此,要着重从顶层设计、思想领域、实践平台、具体举措四个方面入手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即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推进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     

试论行政文化创新:动因与途径

行政文化创新是解决我国行政文化存在的问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行政文化创新必须科学确立创新的目标形态,正确对待传统行政文化和借鉴西方科学行政文化,确立科学合理的行政价值观,培养和塑造健康的行政心理,实施文化创新的保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