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古代刑法中的拟制

刑法中的拟制在我国刑法发展进程中的各个时期都占有一席之地。现阶段,客观存在于我国刑法中的拟制是在承继中华法系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刑法中拟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作为公法的理性刑法理性的必然结果,是理性刑法理性思考后的现实选择。     

刑事个案正义：价值、困境及实现路径

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给刑事法治带来巨大挑战,刑事个案正义作为一项司法理念有必要加以重申。从内涵上看,刑事个案正义强调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中事实要素和价值要素的双重符合,是特定人群在现阶段普遍正义理念下的共识重叠,因而是一种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有机统一,能够起到保障人权、优化司法体制、回应新时期社会治理需要等积极效果。但由于刑事立法中抽象危险犯、不作为犯等罪名的数量不断增加,刑事司法的机械化倾向以及刑法向"社会治理法"的转变存在潜在风险等因素的制约,目前我国刑事个案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未来可以从坚持刑法谦抑性、警惕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秉持实质刑法观、严格落实"形式入罪、实质出罪"的刑事司法标准,发展行刑社会化等方面入手,充分实现刑事个案正义的应有价值。     

论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思想对社会法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把正义分为了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是为了达到形式平等,矫正正义是在分配正义的规范被违反时发生作用,适度倾斜向弱势方,尽力使不平等的境况向实质平等靠近从而追求实质正义。同时,社会法的精神是追求社会整体利益的平等、和谐。分配正义、矫正正义的作用和社会法的要求构建在了一个极其相似的价值和效用范畴里。本文在举例分析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作用的基础上,概括地提出了五点其对社会法的影响。     

抽象危险犯的边界——对抽象危险犯处罚范围之形式说的提倡

抽象危险犯的处罚范围历来有形式说与实质说之争。虽然实质说是在对形式说的批判基础之上形成的,但因无法区分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困境。形式说对法益前期化、周延化的保护,符合积极的一般预防的趋势;其拟制的危险,极大地减轻了证明的负担。至于其本身的不足,拟制的危险在个案中并非必然发生,可以通过主张若不违反主客观的注意义务则排除违法性来克服,进而实现与罪责刑法的契合。     

无限额罚金制：非正义及修正——以《刑法修正案（八）》生产、销售假药罪修改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假药罪罚金刑由倍比罚金制修正为无限额罚金制。而无限额罚金制违背罪刑法定相对确定性原则；违背刑法在形式正义的基础上实现实质正义的立法本意；是司法自由裁判权的扩张表现，不应当成为刑法立法和修正的趋势。建议在完善罚金刑数额确定原则的基础上限制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     

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间的冲突及衡平

法律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秩序,法律与正义相伴随,同样,作为法律体系组成部分的冲突法与正义也是一种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冲突法并非仅仅追求冲突正义而不关注实质正义。其实,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也并不是相互抵触的,其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可谓是殊途同归。而且,尽管在20世纪末以前传统的冲突正义仍然保持其主导地位,但随后实质正义已经明显地渗透到冲突正义的思想之中,因而呈现出了冲突正义向实质正义的嬗变和发展之趋势。但是这一趋势并不表明传统的冲突法规则因为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被舍弃,其价值至今仍然不能被完全否定,且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的冲突也是完全可以得到衡平的。     

从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看国际私法的价值定位

国际私法的法律选择方法经历了由单边主义方法到多边主义方法，再到后来融人实体主义方法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既反映了国际私法的价值由追求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的取向，也体现着对国际私法的价值的定位由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发展到以国际社会“主权共享”利益为出发点，最后回归到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发展过程。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定位的变化及其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论国际私法中的弱者保护原则

国际私法由最初的追求形式正义转变为现在的追求实质正义,弱者保护原则的出现就是这一转变更为具体和直观的体现。文章主要梳理了"弱者"一词在社会不同方面的不同界定、"弱者"的产生原因和类别及"弱者"的法律特征;进而导出弱者保护原则的含义,产生和发展;结合弱者保护原则在国际公约和各国立法上的体现,指出我国国际私法中弱者保护方面的不足,并试图给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从民法的附随义务到经济法的基本义务（上）－浅析民法、经济法调整现代合同关系的分工与配合

合同附随义务产生于民法学说判例，具有平衡个人权利、利益与社会权利、利益，追求实质正义的功能；合同法为适应现代合同关系的需要，对其予以法定化，但局限于私法属性，并未使其摆脱“附随性”。经济法适应现代合同关系更高层次要求，以社会权利为本位，以实质正义为理念，对附随义务从地位、内容到监控、责任给予了全面加强，其使在经济法中成为市场主体的基本义务。至此形成了现代合同法、经济法在对待市场与政府关系，维护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利，追求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等方面分工配合，共同调整现代合同关系的法制格局。     

违法性认识错误对刑事责任之影响——在理论体系的不适应中寻求概念的衔接

“不知法不免责”现于罗马法时期，但随着社会发展及人类对刑罚功能认识的变化．各国学者纷纷提出质疑，一时可谓“群星璀璨”。作为舶来品，其引入必会对社会主义刑法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之间的关系如何？文章将违法性认识区分为实质违法性认识与形式违法性认识，认为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是实质违法性认识的内容，二者在概念上具有同质性，实质违法性认识应成为故意的内容；形式违法性认识应作为犯罪主观方面独立于故意范畴的要件，可以从轻或减轻刑事责任。     

公众话语压力下的刑法解释——以热点刑事案件中刑法解释方法的择向为视角

热点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对刑法的解释与适用,面临公众强烈质疑的困境。刑法解释理论本身的缺陷不足以造成困境,民众感官正义与法官司法正义的冲突也并非根本原因,公众不完备的信息能力才是困境形成的本质原因。公众话语压力通过刑法解释对象发生作用并影响法官解释方法的择向,一旦公众话语过度渗透,形成话语压力,则可能引发刑法解释过度追随公众认同的可能性、解释结论消极影响的＂溢出效应＂等非理性司法特性。要突破上述困境,应强化公众信息能力以消解公众话语压力,以公众认同的基本情理为刑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并坚持＂人本主义解释范式＂,还应准确确定各种刑法解释方法的适用位阶以提高法官刑法解释技艺。     

论刑法司法中实质理性的实现

刑事立法将实质理性转化为形式理性,因此刑事司法中应遵循形式理性的要求。但鉴于形式理性之法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故在刑事司法中决不能放弃对实质理性的追求。三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过程中都在追求和实现实质理性,只不过其方法或途径有所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有其独具特色的判例制度和陪审制度,大陆法系国家有其别具匠心的期待可能性理论与社会相当性理论,我国则在犯罪概念中明确规定了但书。     

刑事裁判文书事实与说理的关联性研究--刑事法律精神的一种逻辑表达进路

刑事裁判文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文书,其最为重要的目的在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适用法律,即事实与说理。刑事裁判文书中构筑刑事裁判结论的事实与说理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映射了刑事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逻辑表达进路。为此,法官需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理顺事实与说理二者的关系,将刑事司法正义理念和法律精神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一以贯之,提高刑事裁判文书的质量和说理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进而通过其制作的刑事裁判文书表达出司法者对刑事法治和司法公正的法律精神的实质性理解。     

举动犯刍议

我国刑法理论中关于举动犯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其最根本的分歧在于能否以着手作为认定举动犯的既遂形态的标准。着手不能作为判断举动犯是否既遂的标准。举动犯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举动犯就是行为犯。     

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违法成因分析

程序性违法在实践中层出不穷，其中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程序性违法现象更是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都使得刑事诉讼法的实施陷入困境。笔者认为应首先深入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程序性违法之成因，以利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加以遏制，从而维护刑事诉讼法的尊严并实现程序正义。结合此次在浙江省湖州市所作的实地调研报告，本文尝试将程序性违法的原因从法律文化传统、刑事诉讼制度、公安司法人员等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社会正义与公安刑事执法

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之一，与公平正义密切相联的是法律，法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公安刑事执法与社会正义相关，从严格执法、追求效率、保障人权、程序正义四个方面来看，社会正义对公安刑事执法有影响。     

警察执法视野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价值重构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当前惩治犯罪、防卫社会的重要刑事政策之一,对于促进警察执法的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在当前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展开的背景下,应当以规范警察执法为视角,在重新剖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内涵的基础上,纠正当前警察执法过程中宽严失衡的现实问题,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贯彻到警察执法实践中,切实推进公安机关规范执法.     

腐败存量特赦之证伪

我国腐败高发,特别是腐败犯罪黑数巨大,腐败存量惊人的现实情况,已严重影响我国反腐斗争的信心和进程,基于此,腐败存量特赦论浮出水面。腐败存量特赦论作为一种政治话语,以交换形式谋求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有重大缺陷,在实践上对刑事法治有质的破坏力,违背国际反腐条约的基本精神,损害社会正义和国民的法情感,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腐败必须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坚持零容忍的司法态度。     

刑事裁判解释的规范化和具体化解析

规范化解释和具体化解释是我国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两种方法,其中又以规范化解释为重点。规范化解释具有概括性、强制性、普遍性等特征。规范化解释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目的都存在一定的冲突。规范化解释可以限制自由裁量权,但不能消除自由裁量权,更无法消除司法腐败。规范化解释可以规范一定的司法行为,但会严重影响法官审判的主动性和独立性。具体化解释符合刑事审判的特征,有利于厘清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界限,是解决刑事审判法律应用问题的根本途径和最佳选择。     

保险诈骗罪共犯法条性质分析——以注意规定和法律拟制为视角

保险诈骗罪属于身份犯,刑法分则第198条第4款关于保险诈骗犯罪共犯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而非法律拟制,旨在提醒司法人员对诸如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等非身份主体为骗保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帮助行为的人与保险诈骗犯罪主体成立该罪的共犯。本款不是关于片面共犯的特别规定,保险诈骗罪共犯的成立需要满足刑法总则关于共犯成立的条件,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单方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骗保提供条件的,构成犯罪的应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