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依据善治理念推进我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在公共管理中,治理与统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方式的不同。治理的运用为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国家和社会成为可能,而好的治理-善治又为推行公共服务型政府创造了新的理念。本文通过对治理和善治的认识,谈谈如何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体现善治的理念。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公共服务创新与事业单位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是关系到我国公共服务创新能否实现的重要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行政生态的转型,必然导致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模式的治道变革。如何学习和借鉴国外公共服务改革的经验,改革政府,改革事业机构,为全社会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同改革发展新阶段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已成为一个越来越迫切的任务。     

浅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运用。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完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村治理模式。     

无锡交警支队微信服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正引言在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的时代,政务微信日益成为政府政务公开的重要阵地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利器[1]。微信是政府提供电子化公共服务的新型平台,顺应了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要求。基于微信平台的电子化公共服务模式的特     

以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战略性任务,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前提。本文分析了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政府转型的必要性,明晰了政府转型的两条主线,并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着力点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几个基本问题

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丰富的内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只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     

基层政府“选择性治理”行为逻辑的政治经济分析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于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化有了更高的要求,作为承担主体的基层政府也面临了更多的任务和目标。目前,基层政府在整个乡村社会公共化服务中,暗含有一种选择性治理的行政思维和行为惯性,不是以为基层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为依归。这也就使得对这一与现实基层社会的政治期许相脱节的行为成因性研究成为必要。     

社区公共参与何以增促居民的公共服务获得感?

公共服务获得感作为民众对公共服务客观获得的主观积极心理体验,反映了居民对社会治理的认知与评价。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建设中,居民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居民参与内容及方式的多样性,何种居民参与以及居民如何参与更能提升其获得感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将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分为政府主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将公共参与渠道区分为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型渠道、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型渠道和互动沟通型渠道。通过分析居民社区参与的6089份调研数据,研究居民社区公共参与内容和方式对个体获得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自发型参与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主导型参与对获得感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即时的互动型沟通渠道,对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民参与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论文揭示了不同公民参与类型与获得感的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公共参与及其作用的研究,拓展了个体获得感生成的研究视角,对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提升公共服务获得感具有实践启示。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时,要注重扩大公民自发型参与,并增强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沟通。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试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中“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

高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主体较为单一的集中供给方式已无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以政府为主导的分散供给方式即多主体参与的供给方式成为应然选择。新时代,明确政府主体责任、实现政府与市场“双到位”、强化社会组织主体地位、引入并稳定外资力量,是促进公共服务“三大供给主体”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服务型政府的类型探讨——兼论我国政府建设的取向

政府存在的最大正当性在于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服务。服务型政府按照历时态可分为三种类型:宏观服务型政府、中观服务型政府和微观服务型政府。文章认为,我国目前的政府建设正处于由中观服务型政府向微观服务型政府过渡时期,因此,建立一个权力制约的法治政府以及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应该是我国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努力方向。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经济法思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将带来财政职能的调整和转换 ,表现在政府财政退出“越位” ,弥补“缺位” ,财政应理性地退出私人商品生产领域 ,而转向为公众提供公共商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 ,直接引起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变革 ,必将推进财政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作为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当然是建构公共财政的框架的指导理论 ,同时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也必将促进我国现行财政法体系的完善。     

政社互动：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的行政法新模式

在我国“全能政府”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情况下,吸收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然选项。同时,在加强创新社会管理背景下,社会管理的行政模式也由传统的“机关行政”向“公共行政”转变,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平等合作、政社良性互动的关系。现代行政法也是以民主行政和合作治理为基础的行政法。更强调社会的自治和参与。因此,当代公共行政社会化背景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合作信任关系,相应地公共行政模式也就是“政社互动”新模式。     

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内在机理与治理

作为推动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大举措,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提出至今,全国各地纷纷进行了有意义的实践探索,然而,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非均等化问题。本文结合区域治理理论,在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内在机理与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均等化标准、建构网格型府际关系、构建多元供给主体、评估与监督各区域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供给机制等对策和建议。     

重塑行政体制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现代政府、责任政府提供的首位公共产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加强政府的主导地位,即政府要保障公共产品的和谐供给与和谐需求。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关键还在于能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而公共财政的建立又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体制的要务。     

社会正义观理论下的警察权职能分析

社会正义是指在一个社会内分担责任、安排社会地位、及社会资源分配上符合正义的原则。社会正义观理论要求政府公平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新型的社会正义观要求政府职能由过去注重政治统治职能向社会管理职能转变。警察权的职能也必然随着政府的职能转变而转变，弱化政治镇压职能、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由监管者走向服务者。这种职能的转变将对警察维护社会秩序，进行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并最终保障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论公众共用物的法律保护

公众共用物系指不特定多数人的可以非排他性使用的共用物,例如大气、水流、海洋、森林和荒地等环境和自然资源。公众共用物既不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私有物,也不属于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财产。公众共用物是公众自由活动、相互交往以及与自然交往的地域、空间和舞台,是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食粮,是激发和促进人的思想、理想、情操、美感和艺术的渊源,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为生态人社会人、人之所以得以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经济和生态得以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源泉和基本资源。目前我国公众共用物因受到来自各方面和各种形式的污染、破坏、损害、侵犯而面临着退化、萎缩的危机,急需加强法律保护。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自由和力量。作为公众中一员的每一个人都有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对公众共用物的保护和法律调整,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或"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或"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利用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和"另一只看不见的手"这三只手;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而应该从实际出发综合采用政府调整、市场调整和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中央集权、自由竞争、公有制和私有化手段,而应该根据现实需要适度地进行集权、分权、自治和实行公有、私有、共用措施。我国的法律应该充分发挥公众、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逐步建立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综合调整机制、善治机制,避免"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和埃利诺.奥斯特罗姆所谓的"双重陷阱",通过建立健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调整机制,保障公众共用物的健康和可持续存在,保持和维护私用财产、公务财产和共用物的合理比例、综合平衡和协调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如下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非排他性使用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保护、改善和治理现有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防止不当减少现有公众共用物数量和规模,保障基本公众共用物供给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增加公众共用物的法律措施和法律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责任制度和救济制度;有关公众共用物的管理体制以及规划、统计、信息公开等管理制度。这些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将确保公众共用物与私人财产、政府财产的比例适当和协调发展,满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需要。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增量不足,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不仅能够改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推进政府改革,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但目前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化保障机制缺失,自身力量薄弱,社会大环境有待成熟等制约因素。为此,必须通过转变政府观念与职能,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自身能力,提升公民意识等途径,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