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是在政府职责与城市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社区自治建设模式。     

论行政公权的软化与私权的硬化

传统行政法的“管理模式”与“控权模式”已无法面对当今行政权宽泛的自由裁量和自我扩权.政府行政权的正当行使和程序上合法化往往需要通过平衡格局加以实现,即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互动的参与机制形成和谐、合作的行政关系格局.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强制法所蕴涵的法益焦点表现是在其行政执行制度中所体现政府公权力的软化与私权精神的扩张,从而反映出实现政府公权力与个体私权利的良性监督、制约、互动、衡平、保障其创新发展.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

环境行政执法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内容,我国环境行政执法以威慑式执法为主,执法实践陷入执法者与违法者对立冲突之困境,需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契机,向新的执法方式转变和发展。随着环境立法的发展,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经历了从政府管制到政府与社会二元合作模式,再到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三元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了新时期社会共治的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社会共治理论相契合。现代化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构建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系统提供了互动前提与理论支撑。以此为基础,环境行政互动式执法的实现需要生态环境行政机关让渡权力空间,以吸纳企业协商和公众参与。     

从“行政兼理司法”到“司法兼理行政”——我国“司法—行政”关系模式的变迁

司法的制度角色,应当置于“司法一行政”关系中理解.在传统中国,“司法一行政”关系呈现“行政兼理司法”的格局.在我国当代,“司法一行政”关系变成了“司法兼理行政”.这两种不同的“司法一行政”关系模式,分别适应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秩序建构的不同需求.我国当代盛行的“司法兼理行政”,作为“司法一行政”关系的一种新模式,它的利弊得失应当在整体性的背景中予以考量.     

行政法视野下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分析

本文从宪政与政府再造两个层面阐述了公民行政参与的价值,分析了传统体制下中国公民行政参与的匮乏,认为现阶段我国仍存在着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不足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构建问题,认为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行政法,可以为参与型公共行政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论与制度支持。     

公共行政给付中的裁量权治理

公共行政给付是当代行政给付制度的核心,它体现了国家为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全方位社会保障与人文关怀。由于担负给付职责的行政主体通常掌控着宽泛的行政裁量权,为防止公共行政给付出现目标偏差和行政专横,必要的裁量治理不可或缺。就公共行政给付所蕴涵的服务性行政理念而言,以公法权利为主导的行政程序治理是相对优化的裁量权治理路径。具体而言,可考虑通过构建并完善“一揽子”的公共行政给付请求程序、保护程序及参与程序,实现对公共行政给付裁量权运行全程的规范制约。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基于区域政府间行政协议的视角

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机制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政府组织、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治理,在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解决区域问题的有效模式.公共事务跨域治理合作区域与区域间合作的发展是行政协议产生发展的母体和推动力,本文主要基于区域政府行政协议的视角来展开讨论,分析行政协议存在的基础和现实发展状况并结合美国州际协定来看我国公共事务的跨域治理问题.     

理念认同与共生互赖:大湾区跨境公共服务中的合作治理——基于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分析

跨境公共服务需要克服制度差异、应对文化挑战,是公共治理中的难题。论文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为分析对象,展示在"一国两制"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医疗服务供给过程中行动者间的合作互动,探讨双方合作的基础、支持合作治理平稳持续的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党组织和专业医疗力量所抱持的国家认同是合作开展的基础,他们依托"两制"下的行动空间充分发挥所长,巩固了基于利益形成的共生互赖关系,推动跨境合作持续深化。论文将发展中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政-社"跨境合作纳入分析,可以拓展跨境公共服务研究的视野;同时,也通过展示党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同专业力量、地方政府的关系,为理解中国地方政治提供助益。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解决之道:基于法律供给侧视角

中国式邻避困局的根源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功能错位的政企关系,二是权力扭曲的政社关系,三是责任缺失的企社关系。同时,在法律层面,中国城市社区邻避治理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缺乏精细化的法律防控体系,二是过度依赖行政治理的力量,三是采取压制型法模式来应对邻避问题。破解上述中国式邻避困局的关键是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需要当前社会治理模式的法律转型:从立法至上、行政主导的社会治理转变为多元主义、司法中心的社会治理范式,通过激活权利改变治理结构,构建精细化的法律治理体系,充分回应公民的权利诉求,从而降低邻避冲突的社会-政治风险。     

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

治理理论给行政法治模式带来了深刻变革,治理机制全方位激励治理主体的普遍参与,尽可能地拓展、开放公共过程,多元行政法由此勃兴。与传统行政法关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视角不同,治理语境下的多元行政法将视野扩展到了跨国治理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关注治理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与合作。行政法基本原则并未伴随着国家角色的回退而限缩,而是在拘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之外,扩展到了更多承担公共治理任务的主体。治理工具也从过去政府"控制—命令"的传统方式,转向了软硬结合的多元化态势。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     

地方政府行政嵌入与社会组织发展——基于中国220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遵循嵌入理论的分析框架,从科层体系和领导注意力两个维度构建了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行政嵌入体系。选取中国220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各地级市2011—2014年相关数据资料,深入检验了地方政府行政嵌入与社会组织发展间的关系。研究结论显示,科层嵌入与领导嵌入都会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的提升,其中领导嵌入在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两个维度上呈现差异化模式,相对于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其对发展能力的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考察还发现,地方政府行政嵌入并没有加快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发展能力的增长速度。研究结论的启示在于,地方政府适度的行政嵌入能促进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地方政府行政嵌入应遵循社会组织发展规律,致力于建立公平、宽松的发展环境,培育具有自主性、多样性、独立性的社会组织生态体系,构建良性互动的政社关系。论文不仅丰富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样本数据实证研究,而且揭示了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行为逻辑,为理解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行为提供了新的认识。     

论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是解决现代社会治理问题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宏观层面上的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依法治国,从中现层面上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和依法自治,从微观层面上的政府主动、社会能动和政社互动,分析了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特点和构建条件,并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路径.     

论中国古典政法传统

古典政法传统是秦汉以来中国政治法律领域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政""法"关系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思考治国问题的重大主题,产生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理论认识。广义上的"政""法"关系,表现为政必有法、为政以法、法依政行、政法同构、政法互动。狭义上的"政""法"关系,即"政""刑"关系,表现为政刑一体、政主刑辅、政先刑后、政刑互补。历经长期的演进,古典政法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政法场域、太平盛世的政法理想、统分结合的权力构架、互动互塑的政社关系、综合施治的治理模式、奉法循理的官吏队伍等基本样态。古典政法传统蕴含的民为邦本、天下太平、变法图强、综合为治、防患未然、情理法融合等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试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公民参与机制建设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时代的来临,政府治理变革运动正在不断地走强,在这种政府治理理念的倡导下,当代公共行政越来越关注“公民导向,”重视公共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公民参与。但在公共管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如何走出“效率”与“回应”的两难处境,构建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下的公民参与机制,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