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基本举措

在矛盾多发的转型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要建立健全利益调节机制;二要建立健全"大调解"等多种方法并用的矛盾化解机制;三要建立公正的矛盾纠纷调解处理机制;四要完善社会矛盾调节中的政府工作机制;五要健全化解社会矛盾的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在化解社会矛盾中促进社会和谐——访北京大学赵存生教授

记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这一论断包含哪几层含义?赵存生:我认为,这一论断包含下面四层含义: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出现矛盾和不断化解矛盾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依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动力。     

“最多跑一地”推动基层矛盾化解

正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时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安吉县创新推进县乡两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点)建设,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扎实有效做好群众工作,基层矛盾化解水平不断提升。高标准再造平台,在围绕群众上下苦功夫     

以法治路径化解基层社会矛盾——一个三维逻辑分析框架

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法治路径,需要避繁就简、建构相对合理的分析框架,而价值、制度与组织三个基本概念通过回答"应当怎样做""如何做"以及"由谁做"的问题,形成了前后衔接、彼此关联的三维逻辑框架,有利于实现基层社会矛盾法治化治理。循此逻辑,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法治路径需要从价值维度树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实现"价值归位",从制度维度优化制度存量和创新制度增量实现"制度有力",从组织维度理顺关系、联动部门和培养人才保障"组织高效"。     

切实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矛盾化解作用

正从社区矛盾化解主体的视角看,政府在社区矛盾化解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但其作用也是有限度的,正是政府作用的局限性扩大了社会组织参与的空间。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人再组织"的重要力量,在社区矛盾的预防和化解中具有天然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单一主体模式的不足,切实分担政府在社区矛盾化解中的重任,构建政府与民间的合作"共治"格局。     

论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我国既有的基层社会矛盾预防化解机制在化解各类矛盾、解决社会纠纷、维护基层和谐、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不足。适应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要求,构建旨在从源头上预防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新机制,是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个新趋势,也是实践界探索的一个新亮点。这一新机制至少应包括全方位的社会矛盾预警机制、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简便易行的利益表达机制、复合型的基层矛盾调解化解机制等四个方面的机制。     

新时代我国多元社会矛盾的法治化解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既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民族凝聚力日益增强的时代,也是多元社会矛盾交织叠加、国家治理能力不断面临挑战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直面新时代的多元社会矛盾,坚持以法治化解机制取代人治化解机制。究其着力点,一是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评估,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立法机制;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执法机制;三是践行公平正义的价值原则,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司法机制;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完善化解多元社会矛盾的普法机制。     

公共项目纠纷的利益博弈与妥协机制研究

近年来公共项目建设常陷入"一闹就停"的尴尬困境,体现出"邻避效应"扩大化的趋势,不仅消损着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浪费着社会成本和发展机遇。妥协作为一种智慧和化解矛盾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利益整合机制,能有效协调和化解个体诉求与公共理性、多数利益和少数权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再引入非政府组织等第三方力量,在合作基础上建构起有效的妥协机制,促进各利益主体间合作,有利于化解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策略和化解机制

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要坚持"现场第一原则",坚持信息公开,不断拓展沟通渠道,慎用警力,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应建立健全包括诉求表达、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机制在内的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     

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及其制度内化解

新时代的社会矛盾相比之前有了很大变化,这给当今社会矛盾的化解带来了新的压力与挑战。如何使各类社会矛盾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获得解决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关键议题。这需要对新时代的社会矛盾作重新界定。新时代背景下日渐推进的世俗化进程、法治理念的不断上扬、社会合作意识的增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以及民生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矛盾的制度内化解创造了条件。更新矛盾化解理念、加强现代制度建设、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创新矛盾吸纳机制、扩大公众有序参与渠道以及适度普惠型民生保障体系建设是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制度内化解的可能路径。     

构建多元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构建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多元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更好地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一般而言,多元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构成部分:诉讼化解机制与非诉讼化解机制。诉讼化解机制也被称为社会矛盾纠纷的公力解决方式,即借助国家公力来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诉讼方式,由法院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审理和判决,最终形成解决方案和结论性意见。在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中,这是最具权威性、最常用的手段。非诉讼化解机制也被称为社会矛盾…     

论我国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以矛盾论为分析工具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出"旧的矛盾未完全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的明显特征,社会安全治理形势十分紧迫。社会安全治理的核心在于化解与调处社会矛盾,马克思主义"矛盾论"的分析方法对社会安全治理研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显著的优势性。基于广东省的深度访谈,运用"矛盾论"剖析我国社会安全治理的制约性因素,科学决策与有效执行、有限职能与无限需求、执法需求与执法供给、警情研判与治安监控之间的矛盾是当前构成社会安全治理的主要矛盾要素。对此,应从转换组织决策模式、增强机构执法效能、激发队伍执法活力、提升安全执法效率等四个维度共同着力,从而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建设。     

“两型”社会建设中农村社会新矛盾刍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约束问题越发明显,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鉴于此实情,党和政府提出"两型"社会建设构想,即"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个构想将有利于我国全方位发展并有可能使我国面貌焕然一新。但在"两型"社会建设中,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我国农村社会的确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从对"两型"社会建设中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进行分析、归纳并试图找到其矛盾产生的根源,然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提出化解各种矛盾的基本思路。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谨防海外“老赖”

把商品卖出去是为了换成钱,在完成这"惊险一跳"的过程中,难免与"老赖"遭遇。"老赖"者,欠账不还者也。多年来,国内的"老赖"已是让人恼火,如今国外的     

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矛盾化解的政策支持

正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社会组织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一、中央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区矛盾化解的政策分析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中心议题,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路径,要求"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司法社工参与我国司法所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司法所作为全国普法的一线单位既是我国基层司法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预防犯罪、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它担负着落实司法行政各项业务工作,向广大群众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和法制宣传教育等重要职能。将司法社工引入到我国司法所的建设中,不仅有利于破解基层司法所人少任务重的尖锐矛盾,更为司法社工这一新兴行业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     

有效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对策探析

调处化解社会矛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重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牢固树立调处化解社会矛盾的新思维,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落到实处。要建立健全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科学机制,实现社会矛盾调处化解的及时、合法、高效,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信任机制与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合作治理

积累社会资本,构筑一种高度信任的社会关系是促进社会治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经济"基础和精神基石。追究环境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其社会心理因素,是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行政伦理、公共政策既缺乏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又缺失了对信任文化的营造,导致低水平的社会信任关系及社会资本积累不足,促使局部地区环境治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坍塌,从而引致环境群体性事件。因此,有效推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主体合作治理,需要重建社会信任关系,推动信任文化的价值形塑。     

化解“四大危险” 推进党的建设——学习胡锦涛同志的“七一”讲话

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建设,要着力化解"四大危险",这包括:化解"精神懈怠的危险",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解决党员干部的思想困惑;化解"能力不足的危险",提高党员干部的知识和管理水平,构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化解"脱离群众的危险",探索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方法,通过健全干部选用的民主竞争机制增强群众对党的满意度;化解"消极腐败的危险",构建对权力的制衡机制,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