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工作专班如何落实非常规任务?——重构科层制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工作专班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应对复杂问题的一种常见组织形态，既承担任务协调的功能，又负责具体项目的落实到位。非常规任务与科层制治理的内在张力是设置工作专班的逻辑起点，工作专班不是对科层制常态运作的替代，而是应对环境突变的一种调适机制。它利用科层体系的现有资源，构建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的治理结构，在科层组织中嵌入隐形化的项目团队，推动非常规任务的高效落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工作专班“08环境办”的典型案例研究显示，该专班依靠任务驱动的人员抽调机制、责任驱动的资源抽取机制、项目驱动的知识应用机制、业绩驱动的评优激励机制进行运作。工作专班有效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落实非常规任务的能力，为重构科层制治理积累了新经验。     

“小马拉大车”:经济发达镇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双向调适的解释性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涌现出一大批人口集聚多、经济规模大、城镇化水平高的经济发达镇。这些乡镇有着与中西部县区相当的人口规模、与地市相当的经济规模，但囿于乡镇的行政层级，出现了“小马拉大车”的治理现象。对D市A镇的调研显示，为满足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发达镇治理呈现出“双向调适”的行为特征。“双向调适”作为经济发达镇在面对规模负荷增加而组织层级不变的冲突时发展出的一套策略组合，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上级政府对基层的充分放权和低职高配；后者表现为基层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经济发达镇得以在这一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功能和结构上的回应性调适，从而能够应对由治理规模所造成的治理资源与治理负荷不匹配问题。双向调适展现了经济发达镇治理的力量来源，构成理解基层治理行为的一个小切口。     

论美国专案侦查组织模式

基于美国专案侦查组织模式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可以归纳出以下结论：专案侦查组织模式，就是以临时组建的多层级、跨辖区或跨机构的专案组为基础，通常以专门项目为依托，最大限度地整合相关辖区和机构的侦查资源，从而有效地从事特定案件的侦查工作或者解决特定区域的犯罪问题的组织形式。专案侦查组织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专案组。专案侦查组织模式非常有助于个案侦查和特定区域内犯罪问题的解决。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国家治理视域下层级权威与专业权威的冲突与协调——基于官僚制的视角

在官僚组织运作过程中,层级权威与专业权威两种治理权威很难完美融合。目前谈论官僚制的替代问题还过于武断。官僚制仍是处理大规模行政任务,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不可或缺的组织形式。关键是国家必须有能力发现具有专业权威的关键行动者,并明了在哪些情形下,专业权威会较易脱离层级权威的控制,层级权威会忽视或贬抑专业权威,进而如何正确引导权威的走向。     

行政吸纳与治理资源的生成：基于人民调解专业化的研究

治理资源是指一切可以用来实现社会治理的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关键变量。作为区别于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第三种理论,行政吸纳被认为是当前培育、再造以及整合治理资源的重要机制。通过观察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运动式治理触发了传统社会纠纷处理方式向专业化转型的启动机制,而由组织权威符号化、组织人员职业化、组织程序司法化和组织能力社会化构成的常态化治理模式,则推动了纠纷治理资源的持续性增长。作为率先通过行政吸纳将调解制度应用到行业性、专业性领域的尝试,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医患矛盾、改善医患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治理资源的结构和数量决定了治理模式的选择,随着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运动式治理的积极成果有可能在常态治理中得到延续和巩固。这一过程意味着治理资源通过行政吸纳逐渐累积,并获得再次发展。     

论当代中国行政中的协商及其价值、实践与制度构建

行政协商是当代中国政府治理和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有利于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当下我国行政协商还存在着行政主导成分比较多、组织程序不够规范、整合机制不够完备、协调机制不够健全、覆盖面比较狭小等不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从四个“有机平衡”上加强行政协商制度化构建:坚持行政主导与平等协商的有机均衡,坚持社会组织与政治秩序的有机均衡,坚持层级需求与上级管理的有机均衡,坚持协商试点与协商推广的有机均衡.     

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的现实性

跨行政层级和区域的公共治理难题增多,现有政府治理体制“碎片化”治理困境的日渐凸显,二者内在地要求加强府际协作治理。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供需结构均衡。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需优先提高府际协作关系建构与维系能力,着力锻造持续改善府际协作治理绩效的能力。     

议题塑造社区治理：需求摩擦的形成逻辑与消解路径——基于福州市S、F小区的案例研究

社区治理议题的塑造机制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重要保障。行政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刚性执行与建议倡导，内生性需求的行动策略根据强弱分为自发推动与被动执行，社区治理议题按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的强弱四个维度划分为摩擦四种类型，即议题推进、议题阻滞、议题排斥和议题忽略。行政性需求与内生性需求在出现作用不一致时将会产生需求摩擦，行政压力主导下的议题往往与居民需求产生冲突，形成议题排斥，需要依靠组织化的诉求表达，通过建立协商机制设置弹性空间以及塑造正式公约充分消解需求摩擦；而内生性需求主导下的议题难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产生议题阻滞，需要凭借社区能人推动、协商规则的正式化以及外部权力结构的嵌入能够有效引导集体行动。基于福州市S小区垃圾分类治理与F小区加装电梯案例实践，探索社区治理议题塑造与摩擦的生成路径。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     

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要素组合与政府注意力配置：基于S市实践的QCA分析

网格化管理政策是当前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在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实践中往往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政策差异，探究地区间政策转移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形成机制显得非常重要。通过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实施情况的案例研究，从政府注意力配置角度构建了“注意力嵌入—分层—同步”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分析框架，并采用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相应假设进行验证并得出研究结论。研究发现，S市的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影响因素组合可划分为“资源支撑型”与“需求响应型”两种政策转移类型。其中政策响应、财政水平、激励效力、监督效力对政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进而导致网格化管理政策在转移中出现政策变异。在此基础上，网格化管理政策转移呈现出价值导向与注意力嵌入、情境适配度与注意力分层、资源监督与注意力同步等共通逻辑。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现在确实需要考虑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和战略。在当前的背景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研究解决以下6个方面的问题:(1)提高政府管理的国际竞争力和公共服务能力;(2)合理确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结构;(3)科学设计政府的组织结构;(4)转变政府的治理方式;(5)转变政府管理方式;(6)提高政府的组织效率和治理能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战略可以归纳为“:一个中心,四大战略”。“一个中心”,就是以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中心“,四大战略”,是指服务型职能建构、服务导向组织建构、协同治理模式建构和绩效导向管理建构。首先是…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关注如何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革关注如何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作用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过程也是绩效观重塑的过程，因此，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观。     

“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实践形态与优化策略——基于云南省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

以流域为典型代表的生态资源富集区通常面临“两线三区”等绿色门槛约束，资源开发受限、资金投入过高，地方财政普遍面临“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已有关于流域治理研究大多是从“输血”的角度进行探讨，少有研究聚焦流域本身的生态价值，探究如何激活“造血”功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巩固提升实施方案》也明确指出要“推进生态系统碳汇交易”。作为流域治理的典型、生态系统碳汇开发的重点，抚仙湖流域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关键在于优化治理体系、实施多维系统治理和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以此打通生态系统碳汇的“巩固—提升—转化”通道。本文提炼了“流域治理—固碳增汇”耦合协同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提出要把“自上而下”目标和“自下而上”参与结合起来，从理念转变、政策优化以及动力转换等方面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使地方发展摆脱“输血”依赖，激活地方“造血”功能，促使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我国行政体制的现状、变化与改革

我国采用网状行政体制,虽然推进了多种类型改革措施,均未解决体制存在的部门分割和信息壁垒问题。数字时代,随着案卷材料等数据化,数据成为重要行政资源。数字治理未改变科层级体制,但促进了平台型、整体型、多元共治型行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数据共享及业务协同促成了行政活动中的线型行政体制。数字时代须改革科层制行政体制,减少管理层级,建立扁平化、线型行政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纵向不同层级政府间事权差异化配置,推行“省直管县”改革和“设区的市”与市辖区一级管理体制。数字时代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配合成为常态,跨部门全面综合行政执法体制已无必要,不同部门、层级、地区协调、配合的全国一体化行政执法体制成为必然。宜将各类行政登记职责上升为中央事权,国家成立统一登记机构集中办理居民身份、婚姻、工商、不动产等登记事项。     

关于减少行政层级的思考——对行政派出模式的一种审视

行政派出模式自古就存在,并与我国行政层级的产生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前,各种关于减少行政层级改革的设想与实践都绕不开行政派出模式,行政派出模式在减少行政层级中起着临时和过渡作用。通过行政派出模式,合理配置了政府内部的职能结构,从而扩大了政府的管理幅度,减轻了政府负担,实现了集中治理下的政府权力分散化,最终从组织设置上使得减少行政层级成为可能。     

权威引领与行动赋能：城市跨界治理的整合机制——基于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考察

跨界事务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领域。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权威引领—行动赋能”分析框架，区分了城市跨界事务治理的四种整合机制，分别为组织嵌入、跨界动员、议事协调、激励问责。北京城市基层治理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整合机制具有差异化的应用场景。对于跨界事务来讲，构建权威引领的整合治理体系，在不同行动主体之间增进交流，不仅可以平衡多方利益诉求，还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升跨界事务的治理效能。城市基层治理需要吸纳多方主体参与，区分不同情景，建立适当的整合机制，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探析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在新时代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需求下，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描绘出了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推动基层党的建设的具体路径，诠释了党领导人民推动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宗旨目标。剖析当前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的挑战，聚焦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对探究新时代党建引领农村基层治理路径有着重要意义。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农村基层党组织须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村基层治理“领头雁”的引领力；加强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农村基层治理“主心骨”的凝聚力；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激发农村基层治理“排头兵”的爆发力；加强能力建设，不断赋能农村基层治理“主力军”的战斗力。     

社会治理视野下的工会转型与政府角色研究——以浙江省YW市工会维权模式为个案

当前社会转型给政府带来了职能转变的需要,也使中国工会的角色和功能发生了变化,即由“行政附属机构”逐渐转为承担“治理”功能的社会组织。但工会转型步履维艰,主要表现为旧的工会体制对新的治理需求的不适应。本文以浙江省YW市工会维权的新实践为例,认为相对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工会转型的一条可能性路径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在现有的组织资源和熟悉的制度框架内整合利益关系,实现社会的治理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