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中国适用性及理论完善

对于跨部门协同的既有研究多从政府管理角度探讨,将跨部门协同视为整体性政府的具体运作。事实上,准确地说,跨部门协同是关于政府部门、经济部门、第三部门等共同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叙事表达。目前,从治理的角度理解跨部门协同还不够深入、完善,全面地检视跨部门协同的治理叙事,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厘清。跨部门协同虽然在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也存在一些亟待弥补的解释局限。面向中国公共事务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升跨部门协同理论在中国特色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概念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需要立足于"政党—政府—社会""政府创制社会"的治理情境,对跨部门协同这一概念进行理论完善。党政主导型协同是对中国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跨部门协同更为准确的概括和表达,它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跨部门协同理论在解释中国公共事务治理实践的局限。     

跨部门协同视角下城市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研究——以济南市“拆违拆临”为例

跨部门协同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以"整体性政府"为目标,解决政府执法碎片化的有效方式。对于基层违建治理而言,执法资源有限、各执法部门协同不畅、特定时期基层执政者对于法治的选择偏差、政府部门自身违建众多是多年治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而克服这些原因的最高效方式就是集中整治。集中整治是基层完成治理目标的重要方式,是纠正政府违法的重要手段,是集中治理资源冲破执法阻力的重要推力。济南市2017年以来为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拆违拆临",本次行动中各部门协调行动,综合施策,为常规治理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环境。而要建设跨部门协同的长效机制还需从立法建立跨部门协同制度、建立决策协同机制实现决策与执行的分离、建立跨部门利益协同机制、建立行政执行的联动机制、建立沟通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制定多部门公共管理事项绩效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政策协同的内涵、特点与实现条件

跨部门问题的频繁出现考验着国家治理能力,上级政府为推动跨部门政策目标的实现而超越现有政策边界、整合不同部门之间政策的必要性也就日益凸显。政策协同具有主体多元性、政府主导性、过程渐进性、效果有限性等特征。政策协同目标的实现则依赖于协同理念的达成、元政策层的推动、合适的协同方案和恰当的机会窗口。政策协同的要义在于恰到好处,允许不同部门合理表达各自观点主张,通过建立相关机制,将部门间的态度、利益和偏好有机结合,寻找系统优化的最佳结合点。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大部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与整合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大部门制改革的实质不在于职能整合或职权分解,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促使决策权集中化,确保政策一致性和执行协同性。中国大部门制改革既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政策协同的结果,也是降低协调成本、构建决策中枢、精简政府机构的内在要求。大部门制改革的整合机制主要有机构合并、执行分立、议事协调三种模式。这一改革既要利用"改革之窗"推动机构重组,也要基于现实问题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并通过地方层面的政策试验积累改革经验。     

从压力型体制到督办责任体制:中国国家现代化导向下政府运作模式的转型与机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助推中国地方政府间激烈的竞争格局和压力型体制的形成。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后,当代中国的发展环境、目标和任务都发生新的变化,政府运作模式开始从压力型体制向督办责任体制的转型进程。督办责任体制有其特有的内涵、特征、运作逻辑与运行流程。督办责任体制的运作逻辑主要体现为:首先,关涉上下级权力配置与权力行使这一核心问题,体现为上级权力对下级的压力传导;其次,与目标管理联系在一起,涉及总目标制定、目标分解、目标达成、目标控制和目标考核等一系列过程;再次,将政策决策与政策执行有机结合,强调高层的战略规划、中层的决策引导和基层的执行责任的有机统一;最后,构建激励与问责的双重保障机制,形成过程督办与结果奖惩相结合的全方位激励机制。督办责任体制更加强调中央意识与基层目标的上下贯通,战略决策与执行的有机匹配,执行者的责任分担与严苛问责,以及对执行者的有效激励。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组织结构设计

我们必须从优化政府职能结构入手，进行地方大部制政府部门结构设计，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部门结构：整合相同相近的细分职能，设置相应的大部门；加强宏观调控职能，放大宏观管理部门；突出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公共服务部门；重视特殊重要职能，特设重要事务管理部门。扁平化是当代政府组织层级结构发展的基本趋势：组织形态扁平化是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发展的要求；组织形态扁平化是管理对象或服务对象复杂化的要求。必须按照决策、执行与监督相对分离的原则进行政府权力结构设计，因为：政府管理是决策、执行与监督相辅相成的运作过程；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相互协调地运作；政府大部制改革使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分离的要求更加鲜明。     

地方政府的政策整合如何促进政策有效执行——云南省S县政策“组合拳”的案例研究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环节,协调统一的政策关系是实现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然而,现有研究多偏重单一政策执行情境,相对忽视了多元政策执行情境。为此,借鉴政策整合的概念,本文通过对云南省S县打好政策“组合拳”的探索性个案研究,分析地方政府对不同政策关系的调适及其影响政策执行的过程。研究发现,为统筹多元政策关系及其执行,地方政府通过政策目标价值统合、政策工具组合实施、政策系统结构集成的运作方式实现政策整合;政策整合则通过目标群体建构、执行主体交互和政策效应叠加的作用机制,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这些发现是对政策整合研究的情境性拓展,发展了政策关系的知识谱系。作为政策关系调适的理想类型,政策整合突破了政策执行发生于单一且分离的政策子系统的理论预设,为理解中国场景的政策执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对地方政府优化政策系统结构和协调多元政策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     

谈平台对政府管理服务的重构

政府运作逐渐平台化,平台化即将主导政府的运作。政府各种平台的推进,对政府管理服务带来多方面的"重构"。重构管理服务主体,改变部门分割,实现跨部门融合,穿透科层制,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重构管理服务流程,打破按部门、层级分别构建流程的传统模式,跨部门、跨层级再造新的业务流程,改变单向线性运行流程;重构管理服务规则,改变方便部门管理的规则,改以公众、企业需求为中心等,重新设计、确定新规则。     

我国政府垂直管理的现状、困境与思考

垂直管理由于其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平衡分权以及加强中央集权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职能，从而在我国国家治理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由于垂直管理部门组织内部缺乏有效的考核制度、外部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导致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矛盾重重，垂直管理混乱。因此，为了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应建立有效的垂直管理部门内部考核机制与外部保障机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规范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     

压力传导：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有效执行的机制研究

2023年的机构改革是2018年机构改革的延续和深化，总结2018年机构改革的经验有助于2023年机构改革顺利推进。2018年机构改革覆盖广、进度快、影响深，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执行。基于政府执行的压力理论，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分析对2018年的机构改革进行个案研究发现，压力传导是影响地方政府执行的关键因素。在地方执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国家从高位推动、科层动员和监督考核等三个维度建构了一套有效的压力传导机制，挤压地方政府变通执行的既有空间，确保了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力执行。压力有效传导机制对话和发展现有压力理论，为推进2023年机构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移动政务直播中的双向赋权与约束机制——基于热门政务快手号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当前，政府部门日益注重将移动直播平台作为舆论宣传和公共服务的新阵地。移动政务直播通过实现主体多元化和治理协同性，建构起新型公众参与和政府治理机制，能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双向赋权。公众经由自身心理与互动行为提升信息和话语能力而实现赋权，政府赋权则通过获取决策信息、创建新的政府和公众互动平台得以完成。移动政务直播是一个技术执行过程，其内在运行机制涉及相关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这一过程在参与主体、技术属性、制度环境的共同激励和约束下得以实现。移动政务直播能赋予公众参与感和新的身份认同，政府则出于树立政府形象、亲近政民关系、履行本职工作等动机开展移动政务直播。直播平台的开放性和平等性、交互性和实时性为政务直播的开展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移动政务直播制度环境所形成的激励或约束效应，也是政府和公众在作出政务直播的行为选择时予以考虑的重要因素。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优势与制度逻辑

在党和政府的长期探索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及实践优势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从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在实践中具有执行环境和谐稳定、执行方案科学民主、执行主体协同高效、执行对象合作参与的优势。从制度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策执行优势产生的根本基石,党领导决策和行政体制是政策执行优势发挥的基本保证,政府执行的体制和机制是政策执行优势运作的重要安排。     

政府间伙伴关系的发展路向

政府间伙伴关系是多元政府出于共同目标联合行事，实现行政主体间的跨区域跨部门合作。当前多元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及垂直管理机构、地方部门之间交流不畅，阻滞了行政系统整体合力的发挥。     

转型期我国“第三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

随着我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促进了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催生了以维护公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有别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部门”组织，其产生将对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带来影响。本文就此从我国政策制定主体——政府、政策制定、政策客体和政策执行四个方面分析了“第三部门”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对其负面影响和改进措施作了分析。     

我国中央部委间关系研究——基于跨部门协同的考量

中央部委是国务院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履行职责和承担任务分工。从整体性治理来讲,部分之间良性协作则总体繁荣,内耗不断会引发国家衰败;中央部委之间的管辖边界和职责交叉难以厘清,部门间争议由此产生。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中央部委带来机遇与挑战,要积极应对首都行政功能疏解,建构起行政机构间的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其途径是:立法明晰法律关系,尊重中央部委的主体地位;明确各部委边界,打破部门主义和超越级别,协调部委间关系和整合各方利益;顺畅机构改革,建构行政部门间伙伴关系,在彼此监督和协作配合中互惠互利;分析部委在推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增强部门政策延续性和部委间的衔接,重归政府整体协同服务民众的本质。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困境及其解蔽

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主要途径,政策执行力是公共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要素。政策执行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政策执行主体、政策执行机制、政策执行资源、政策执行环境等。目前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偏离政策宗旨的行为,利益错位和政策执行力要素缺失是影响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必须通过架构和开通各种路径以实现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