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剖析——兼论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宅基地退出补偿是易地扶贫搬迁农户享有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探究以其为代表的福利发展变化是厘清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进行有效衔接的一条重要脉络。本文基于福利经济理论视角，分别从区域特征、安置模式、资金筹措等维度探究搬迁农户宅基地退出过程中福利的变化方向与演变机理，并阐释了同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的内在逻辑。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具有家庭改善性、区域发展性及政策福利性等性质。搬迁福利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的内涵，从“搬迁前”到“搬迁后”，农户享有的可识别的“当前福利”转变为环境变迁后的“发展福利”，资金筹措形成的“福利基础”通过搬迁福利内涵深化得以“福利延伸”。依据搬迁福利的传导变化，应从增进主体福利识别、加强福利延伸拓展、规避福利陷阱风险以及构建多元福利体系等方面提升农户福祉，推动城乡共同富裕。     

县域视角下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研究

我国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了“山水难育人”的深度贫困问题。“十四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进入以后续扶持工作为重心的阶段，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直接关系到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巩固和乡村振兴事业的开局。本文在县域视角下，观察西部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产业转化、身份转化、文化转化，在三种转化之下研究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面临的问题，并据此探索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发展策略。     

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

中国内部不同区域的贫困有其独特的制度逻辑。本研究以贫困与共同富裕的制度逻辑为切入点，探讨了明长城沿线制度性贫困的成因与治理。本研究认为，长城实质上是一种在国家政权影响和调整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行的有目的隔离与有计划开放的制度体系，包含规则内的正式制度以及规则外的能够提高个体收益的非正式制度。伴随边疆内陆化，明长城军事功能不断下降，政治秩序得到强化，经济管理不断正规化，非正式制度逐渐消亡，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暴露出资源禀赋较匮乏的本相，最终表现出近现代该区域的整体性贫困。通过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搬迁、集体组织发展、对口支援与行业扶贫等已有的治理实践，本研究得出未来长城沿线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根本治理逻辑。     

政府治理下的精准扶贫:机理、模式与挑战

政府治理下精准扶贫的基本思路是"绣花"功夫与"组合拳"并用。"绣花"功夫是通过对贫困户建档立卡来识别贫困的最重要途径;"组合拳"是通过精准扶贫的"输血"模式与"造血"模式相结合,以完成中央制定的2020年我国全面脱贫摘帽的目标。与此同时,中央通过"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异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和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种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来实现脱贫摘帽的目标。在这五种基本模式基础上,地方又衍生与创新出一些新的精准扶贫模式,包括党建扶贫、电商扶贫、金融扶贫、健康扶贫和旅游扶贫等。扶贫模式的地方创新,丰富了实现脱贫摘帽的手段。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局部问题与挑战,这需要政府发挥治理和扶贫的主导作用,转换精准扶贫思维,为最终实现全面脱贫摘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思政工作

正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取得决定性进展、进入后续扶持为主的新阶段,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教育引导搬迁群众更好地适应新环境、融入新生活,推动搬迁群众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有利于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之战,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抓实抓好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好"四个突出"。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农村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多维约束及路径选择——基于四川省南溪区的调查研究

精准扶贫是针对以往粗放式扶贫而提出的一种精准到人到户的新的扶贫模式,是有效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宜宾市南溪区通过发放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详细收集、了解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情况,探索了一条南溪精准扶贫路径:激发自主脱贫新动力,探索产业致富新模式,构建统筹联动新体系,健全常态长效新机制。     

由“普惠式扶持”到“分类扶持”:扶贫方式的转型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关键在于分类扶持。我国长期推行的普惠式扶持在贫困人口锐减且分布趋于分散的现实条件下,其弊端日益凸显。分类扶持由于其根据贫困户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故能克服"大水漫灌"的普惠式扶持所引起的资源浪费、精英捕获等弊端,进而提高扶贫精准度和扶贫成效,有助于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因此,实现"普惠式扶持"向"分类扶持"的转型是扶贫工作的历史必然和理性选择。为了切实实现扶贫目标,分类扶持要注重靶向个人禀赋,体现贫困治疗的个体差异性;要靶向自然地理条件,突出贫困治疗的区域差别性;要靶向贫困原因,提高贫困治疗的准确性;要靶向贫困类型,实现贫困治疗的彻底性。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中国贫困治理演进逻辑与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贫困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围绕脱贫攻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战略安排,构建了新时期减贫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在聚焦消除绝对贫困的同时,提出要巩固脱贫成果、形成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减贫治理进入新阶段。从理论上看,深度贫困与相对贫困既先后递进、又相互依存、甚至可以相互转换,治理深度贫困为治理相对贫困提供了制度借鉴,治理相对贫困又可以巩固当前扶贫成果;从实践来看,消除深度贫困与着手解决相对贫困同等重要,必须聚焦打好脱贫攻坚战和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不断发展和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高减贫治理效能。     

精准扶贫中的社会扶贫析论

改善民生、消灭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我国精准扶贫进入攻坚期,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农村全部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必须通过动员社会力量走中国特色社会扶贫道路,促进脱贫攻坚。     

从“投放-遵守”到“参与-反馈”：贫困治理模式转换的内生动力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际,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时。为实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目标,如何激发内生动力以消除相对贫困形成长效机制,就成为当下理论探讨的重点。内生动力的激发有其深层的价值论基础,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形成机理做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从而找到激发内生动力的恰当方式。这首先需要通过对扶贫工作常见的"投放-遵守"工作模式之历史作用和现实困境的揭示,发现它通过价值评价体系释放影响的机理,进而分析这一模式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的劣势和不足,廓清它与激发内生动力的预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对这一矛盾的阐释中展开价值评价体系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从而提出一套激发内生动力的正反馈系统——基于"参与-反馈"模式的扶贫工作新思路,即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贫困治理价值体系,形成多方共同参与,多维解决贫困,整体协同推进的系统有效的贫困治理保障机制。     

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异化及其原因探析——以黔西南B村为例

通过对黔西南贫困村庄B村的调研发现,以完成脱贫指标为导向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呈现出技术性"被脱贫"、乡村精英对脱贫过程全控制、向上负责与向下脱离等异化状态。这是因为:在制度基础上,扶贫资源项目化和压力型体制之间存在冲突,村干部自主脱贫的空间和能力受限;在结构环境上,税费改革后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化,村干部转向策略主义的治理逻辑;在乡村文化上,贫困村民生存第一的逻辑及对精英的认同为其提供了土壤。这最终导致扶贫资源经济效益低下和政治上的乡村贫困退出治理内卷化。为此,应该转变单一加大扶贫考核力度以及增加扶贫资源输入的方式,进行更为综合的治理改良、提升村庄的治理能力。     

志智双扶助力脱贫攻坚

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是一条主线。为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众的贫困问题是重点,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的情况下,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是重中之重。政策宣传、乡风文明建设、技能教育培训、制度保障对于激发内生动力尤为重要。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助力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奠定基础。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研究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它既是一项系统性的国家工程,也是当代中国治理的大问题,因而呈现出内在的复杂性与多维性,并要求多元化的治理思维、逻辑和方法等内容。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体现着整体性治理的内在特质与行动逻辑。扶贫行为主体利用独特新颖的措施和手段,丰富和完善了其内涵,从而提升了它的适应性和实践性。本文基于当代中国本土化的治理资源,构筑以执政党主体性回归、党政同职同责、内外监督和综合施策等要素为内在结构的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中国农村扶贫脱贫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过强的协调与整合制约了职能部门的专业性;责任过度网格化和精细化带来了责任泛化、转嫁和无限责任等问题;基层行动者出现的认知偏差导致对服务设施"对号入座"属性认识不足等一系列衍生性问题。有效规避和消解这些问题,有助于提升农村地区的治理效能,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一些有益的治理资源和治理智慧。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抓党建“引擎” 定“要素”方向——贵州省应急管理厅驻村帮扶工作侧记

地处贵州省罗甸县大山深处的交吾村是一个一类深度贫困村。这里耕地不给力,交通条件差,群众文化程度低,思想观念落后,脱贫门路窄,到2019年初,该村的贫困发生率仍高达40.38%。然而,通过贵州省应急管理厅短短一年的倾心帮扶,交吾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从极端贫困中走了出来,贫困发生率降至1.91%,实现了高质量脱贫出列。     

冲锋脱贫攻坚历史性决战

“2019年减少贫困人口1109万人、贫困县摘帽340个左右,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刘永富表示,过去的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攻坚克难之年,年度脱贫攻坚任务实现全面完成。刘永富说,过去一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持续高位推进、响鼓重锤。     

新时代湖南贫困地区教育资源有效整合与运用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和有效方式。湖南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情况整体良好,但是,在教育资源整合与利用中存在教育事业发展水平有差距、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教育资金投入不平衡等问题。湖南要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必须通过不断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稳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大贫困家庭学生资助力度、加快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途径,从根本上消除贫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