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深度贫困区减贫治理的中国模式及经验

贫困治理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从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检验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模式。中国减贫治理在脱贫标准上以多维识别为基础，坚持货币标准识别与非货币识别的统一，坚持微观识别与宏观分层识别相统一。在减贫治理机制上，强化市场治理与央—地“垂直”治理、东西部“横向”治理、基层“精准”治理联动，形成央—地扶持、社会参与、市场选择等多元主体互动。在减贫治理制度建构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以“底线”公平与“差序”公平为特征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为贫困治理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乡村振兴期间，通过延续减贫治理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与经验，加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与产业的优化组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城市化进程双向驱动，最终高质量推进城乡共同富裕。     

农村贫困治理中的政策依赖行为及其矫正

共同富裕是我国贫困治理的终极目标，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期盼。充分发挥政策效应，采取有效的政策干预已成为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阶段，脱贫群众由于长期接受超常规政策的扶持，产生了政策依赖行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不足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制约因素。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政策导向作用，持续优化贫困治理政策搭配组合，根据不同类型的政策依赖行为分类施策，增强群众内生动力，消除其依赖心理，完善贫困治理风险防范机制，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可持续视角下农村贫困治理的路径探索

农村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要立足长远,而且要在解决贫困人口生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贫困治理效应常态化。要通过消除贫困生成的制度因素、培育贫困治理的内生动能、构建复合多元的贫困治理体系、优化扶贫治理机制等举措,从根本上治理贫困,防止脱贫后的返贫及贫困再生等问题,让贫困人口真正脱贫致富。     

跨越“贫困陷阱”的中国道路与历史经验——兼谈破除“陷阱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话语建构

"贫困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新中国成立伊始就面临着包括人均资源少、支柱产业缺失、资本积累不足、难以进行扩大再生产等在内的跨越"贫困陷阱"的难题。当前,在西方对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持怀疑态度的境况下,中国却在发展中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彻底解决了深度贫困问题,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破除了"陷阱论"迷雾,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话语体系。中国跨越"贫困陷阱"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根源于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总结中国跨越"贫困陷阱"的成功经验,既能为巩固脱贫成果、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提供思路,又可为世界减贫治理提供借鉴和参考。     

从“投放-遵守”到“参与-反馈”：贫困治理模式转换的内生动力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际,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之时。为实现"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目标,如何激发内生动力以消除相对贫困形成长效机制,就成为当下理论探讨的重点。内生动力的激发有其深层的价值论基础,需要我们从理论上对其形成机理做全面而深入的剖析,从而找到激发内生动力的恰当方式。这首先需要通过对扶贫工作常见的"投放-遵守"工作模式之历史作用和现实困境的揭示,发现它通过价值评价体系释放影响的机理,进而分析这一模式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的劣势和不足,廓清它与激发内生动力的预期目标之间的矛盾。在对这一矛盾的阐释中展开价值评价体系在激发内生动力方面发挥作用的一般原理,从而提出一套激发内生动力的正反馈系统——基于"参与-反馈"模式的扶贫工作新思路,即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为导向的贫困治理价值体系,形成多方共同参与,多维解决贫困,整体协同推进的系统有效的贫困治理保障机制。     

后小康时代我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动因及现实路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非意味着我国贫困问题的彻底终结,后小康时代我国减贫工作将面临重大战略转型,即由整体性消除绝对贫困转向持续性化解相对贫困。聚焦相对贫困治理,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路向选择,是消减返贫和新致贫风险的现实要求,是破解"精神贫困"与"能力贫困"难题的应有之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保障。应以综合协同思路凝聚治理合力,实现贫困治理由"超常规"向"持续性"转型,协同推进贫困治理与区域综合开发及社会保障建设,巩固"扶志扶智"长效机制,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着力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后扶贫时代的贫困问题及治理

2020年是国家实施扶贫战略的一个分界点。2020年我国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然而,后扶贫时代并不意味着彻底消除了贫困。即便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依然会有贫困人口的存在,后扶贫时代仍会存在相对性、结构性、集中性的贫困问题。针对后扶贫时代的贫困特点,防止贫困人口返贫,应转变减贫思路,将扶贫为主的治理机制转向防贫为主的针对相对贫困的治理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监督机制;建立分级预警监测机制,实行动态管理;强化综合社会保障措施,做到应保尽保;加强减贫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长效减贫提供强有力人才支撑。     

制度优势转化为减贫效能——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逻辑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彰显了中国政治和制度优势。政治体系的相关制度要素通过影响减贫政策定位、演进、执行和扩展等环节而转化为减贫效能。在政策定位环节,社会主义制度属性决定了摆脱贫困是国家治理的优先议程,规定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减贫理念。在政策演进环节,实事求是的决策原则要求因地制宜制定减贫政策,民主集中的决策体制确保了减贫政策科学精准,而改革创新的治理优势推动了减贫政策与时俱进。在政策执行环节,中国发挥党政治理结构优势,通过党的政治领导和协同联动,形成了以各级党委和政府为中心,多边主体参与其中的政策执行结构,确保了减贫政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和内外联动。在政策扩展环节,为解决扶贫人员和资源短缺问题,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动减贫政策扩展到全社会。从政治体系视角阐明中国减贫的制度逻辑,为理解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提供了新思路。     

新发展格局下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进路——基于县域治理分析框架

县一级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从改革初期集中连片贫困重点片区和贫困县扶贫开发到21世纪初"国定贫困县"实施参与式扶贫,再到新时代"贫困县全部摘帽",县域贫困治理构成了中国减贫实践的独特进路。当前,在我国"三农"工作任务发生历史性转移的新阶段,仍需要以县域治理的独特进路持续巩固拓展"县域"脱贫攻坚成果、接续衔接"县域"乡村振兴实践。然而,既有研究成果未能从"县域治理"维度聚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性以及揭示增强"县域"乡村振兴自主性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因此,在新发展格局决策导向下,亟须找准县域乡村振兴突破口和切入点,塑造基于城乡经济社会大循环的"空间结构共生型"县域乡村振兴进路,完善乡村振兴县域治理框架。回顾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乡村振兴政策取向,推进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已成为地方政府的优选方案。这就要求深化新发展格局下县域乡村"产业—生态"协同振兴的逻辑框架、实践模型、实施原则和集成路径研究,为形成县域乡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实践路向及治理机制

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具有基础性、可持续作用,是后扶贫时代治理相对贫困的重要路径。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逻辑主要体现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根本价值追求、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生态之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推力等方面。后扶贫时代乡村生态振兴需要攻克"物理"和"治理"两大难题。"物理"层面的难题可从自然生态、生产生态、生活生态三大领域系统推进;"治理"层面的难题需要构建乡村生态振兴治理的引导机制、合作机制、驱动机制、保障机制,以走出乡村生态治理的深层次制约,走向持续发挥绿水青山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语录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经过8年持续奋斗,我们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省际边缘区域贫困的整体性治理途径

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省际边缘区域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封闭落后的特征使其更容易陷入区域整体性贫困状态,而在贫困治理上通常面临区域发展政策边缘化、部门政策叠加与冲突并存、区域壁垒与地方竞争并存的困境。解决这些困境应引入整体性治理分析框架,采取构建省际边缘区域贫困治理目标导向、主体结构、制度体系、跨界协作和信息平台等整体性治理途径。     

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2021年,随着我国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三农"工作重心由脱贫攻坚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深入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和沂蒙山区等东中西部脱贫县区,全面了解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展、成效与难点、痛点.     

共同富裕背景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类型及其机制

与绝对贫困治理不同,相对贫困治理并非仅从物质层面消除贫困和缩小收入差距,而是一项以普惠性政策助推和社会进步变革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物质和精神层面同时富裕的系统工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对贫困概念、表征和社会后果等,对其类型有所探讨,但存在交叉和兼容,且机制提炼不足。根据“个体内在禀赋-社会外部支持”分析框架,本研究将相对贫困划分为外部抑制型、内源诱发型、双弱型和双强型四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党政统合下的“感知-增能型”学习和“接收-迭代型”学习的双重学习模式。两种学习模式并非独立,而是以串联形式协同推进相对贫困治理。研究对不同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角色与互动机制进行分析,超越了党政统合治理模式自上而下的单向解释,亦为相关职能部门提供有益参考。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紧密相结合,以一系列重大举措做出全面部署,为推进新时代伟大实践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中央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制度体系建构的思想飞跃。比较两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和《决定》,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聚焦制度体系化的重要精神。治理国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国家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这就对制度建构提出全面性、系统性、配套性、协调性的要求。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以及具体制度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结构,坚持党的领导在结构层次关系上居于顶层地位。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结构的层次关系,目的是为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的诠释。新时代把制度体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必须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制度、回答好"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重大政治问题、坚定制度自信、提高领导干部使命担当的素质和本领、注重制度体系建构、建构急需制度和必备制度等主要任务上形成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     

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的战略价值

正2021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中华民族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战略是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全局的战略考量,它的胜利不仅在于贫困领域,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制度支撑、经济发展等多面向、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战略价值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次卓有成效的现实证明。     

既要看数量更要看质量——探索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广西崇左市龙州县位于中越边境,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走进龙州县扶贫办主任黄华山的办公室,“2019~2020年脱贫攻坚作战图”的大牌子吸引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注意,龙州县在2018年8月已正式脱贫摘帽,但这里的脱贫攻坚依然热火朝天。作战图列着“全县贫困状况分布图以及年度减贫情况”“龙州县脱贫攻坚指挥部以及各乡(镇)脱贫攻坚主战场主要负责人”等内容。崇左市委常委、龙州县委书记秦昆说,虽然龙州已实现脱贫摘帽,但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画上了句号,扶贫产业的后续发展、脱贫成果的巩固和提升等任务依然艰巨繁重。     

系统化构建与体系化运行: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治理的政策框架

我国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后，防治返贫成为“后脱贫攻坚时代”须高度关注并有效破解的重要课题，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首要任务。返贫风险的防范与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必要在明晰其系统逻辑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系统性的治理框架。基于风险管理观念以及相关理论，立足返贫风险的发生规律和现实预测，可构建一个以“风险因子—政策体系—运行环节—应对机制”为核心的系统化返贫风险治理政策框架：针对灾害、产业、就业、医疗、教育等重点返贫风险因子，明确政策体系的基本理念、价值目标、运行原理、政策主体、责任配置，通过动态监测、协同治理、政策帮扶、督查考核等施策机制，实现监测、准备、帮扶、评估各政策环节的体系化运行。该框架旨在通过提升“系统化”和“体系化”，来矫正实践中返贫风险应对的“零散”和“断点”式局面，进而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接续贫困治理提供制度性启鉴。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基于“主体—内容—工具”三维整体框架

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役"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转换,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沿循"谁衔接""衔接什么""怎样衔接"的思路,通过构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主体—内容—工具"的三维整体框架,揭示二者有效衔接需要多元主体联动形成衔接合力、五大内容协同促进提质增效、多维工具集成提供衔接保障,进而围绕"五大主体""五大内容"以及"三大工具"进行系统化衔接,以助益稳定长效脱贫、缓解相对贫困及促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