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再犯罪预防视野下的社区矫正工作——以温州市为例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近年,温州市社区矫正工作机制逐步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不断完善,动态监管能力不断加强。应认真分析矫正人员再犯罪原因,通过提高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视程度;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建设;完善社区矫正工作的立法程序,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强化再犯罪预防。     

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相关立法思考

我国社区矫正检察具有双重属性,在比较现实的立法路径上,各项立法工作应当充分体现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特殊性。社区矫正立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修订,要明确和健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权责等。检察机关要立足实践,制定出台检察机关社区矫正检察专项办法,逐步健全与完善社区矫正检察法律制度。     

试论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从英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机制借鉴的视角

英国以法律形式明确将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定性为主刑刑罚种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和量刑、判决、执行机制。从立法和实践两个方面审视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现状及问题,从立法完善和实践创新的角度加快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构建我国违法犯罪青少年社区矫正管理监督机制及工作模式,从而使青少年社区矫正令在实体法上得到确认,在程序法上得到支持,在对象及功能上扩大社区矫正令的适用范围,建立科学的评估机制。     

社会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模式的反思

社会力量参与矫正工作是社区矫正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行刑社会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具有多重价值。我国社会力量参与矫正工作存在志愿者参与度不足、参与形式化、缺乏相应制度和工作机制保障等问题。目前需要探索志愿者参与社区矫正的有效的、可行的形式与方法,以促使更多的社会公众作为志愿者参与到矫正工作之中;可通过社区矫正立法和完善参与规则的制度安排,以及志愿者选拔、职责划分、管理等具体的工作机制来推行新的社区矫正模式。     

律师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研究

法律知识贫乏和法律素养较低是社区矫正对象违法犯罪的重要原因。引入专业律师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提高社区矫正质量的必然趋势。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通过搭建需求与服务对接平台、建立社区矫正专业律师准入制度、健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制度、建立完善的质量考评机制以及建立律师激励机制等多种措施吸引优秀律师参与社区矫正工作。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构建

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处置的主流手段。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立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机构,科学设置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项目,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意义深远。     

社区矫正的制度困境及解决路径探析--以福州市为考察视角

社区矫正起源于19世纪中期英美等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司法体制机制工作改革的推进,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内容,并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2003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开展试点以来,从“试点”到“扩大试点”再到“全面试行”,历经10年,成效显著。针对目前司法实务中存在的制度困境,应从完善社区矫正法律体系,培育正确刑罚执行观念,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机制,丰富社区矫正工作方法,加强社区矫正队伍建设等方面着手,以促进社区矫正制度之完善。     

社区矫正地方立法中的几项重点问题——基于《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的立法实践

我国首部社区矫正地方法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条例》立法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考量,对于审视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创新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共同原则、矫正小组职责、评估机制、法律监督与被害人救助等问题,直接关系着社区矫正工作方式的科学性和公平性。作为地方性立法,应当坚持与刑法、刑诉法的刑事法治精神保持一致,并充分体现地方社区矫正工作需求。     

中国当代社区矫正特点综述

随着行刑社会化的发展，社区矫正在世界各国被普遍采用。同其他国家一样，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一个能动的历史过程，有其自身形成和发展变动轨迹。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已形成独特、鲜明的特点：立法过程——在社区矫正实践中建立与完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按照社会管理创新要求推动社区矫正发展；理论研究——为社区矫正践行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社区矫正"法律规范的殷鉴

今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公安部、国家司法部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在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基础上,促进有关社区矫正方面的立法工作,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制度提供法律保障。”而国外和我国港台地区社区矫正立法的成功经验,可以给我们社区矫正的立法以有益的借鉴。     

关于制度廉洁性评估规范化的思考

制度廉洁性评估工作是反腐倡廉机制创新的重大举措,是改进立法和决策的着力点和新机制,有助于推进决策风险评估、备案审查、立法后评估、立法清理等工作,增强立法和决策监督的有效性。立足于防治腐败,应当明确制度廉洁性评估的原则,完善制度廉洁性评估指标体系,健全制度廉洁性评估体制、机制和程序,逐步推进和实现制度廉洁性评估规范化和制度化。     

论我国海洋立法的现状、问题及完善途径

文章回顾了我国海洋法律的历程;分析了我国海洋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海洋法律地位有待提高,海洋法律体系内容不够健全,结构缺乏完整性和协调性,涉海法律操作性较差等;探讨了完善海洋立法的途径:立法指导思想上高度重视,构建层次分明、效力有别、科学合理而运行有效的海洋法体系,改革与完善我国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关注国际海洋事务立法的发展,加强地方海洋立法工作力度等。     

从律师刑事责任的承担看刑法第306条的存在合理性问题

刑法第 30 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主要涉及律师刑事责任问题 ,自其产生之日起即引起极大争议。本文以刑事立法科学性、合理性和明确性为视角 ,探讨了该条的立法缺失 ,对该条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质疑 ,并从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以及树立正确刑事诉讼之理念的角度出发 ,提出废除刑法第 30 6条之立法建议。     

完善保障机制 破解监督难题——刑事立案监督若干问题研究

立案监督工作是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现行监督体系尚存缺陷以及体制机制的问题,司法实践中的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存在诸多问题,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地得以实现,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要完善和建立立案监督工作的保障机制,包括立法的保障,又包括工作机制的保障。一方面,应当把完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推进司法改革结合起来,通过改革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要探索建立科学高效、整合检察机关内部和外部全部有效资源的立案监督工作机制。     

立法创制与复决的法律品格

立法创制与复决具有巩固权利自由；权利牵制权力；以及臻于客观立法的法律品格。探究立法创制与复决的法律品格，有利于发现主体间型立法的科学品质，进而对于提升立法的质量，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所裨益。     

论机关运行保障计划的法治化

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是保障各级党政机关依法高效运行、建设节约型机关的重要行政手段,应当将保障计划纳入到机关运行保障立法中,为机关运行保障工作提供规范指引与制度支撑。厘清机关运行保障计划及其法治化的内涵,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探索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夯实机关运行保障计划法治化的核心要素,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保障计划确定程序以及合法灵活的保障计划调适程序。     

从偷税罪到逃税罪的立法演变分析

偷税罪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抽象、笼统、单一、欠缺到具体、明确、科学、完善的历史发展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刑法典第201条规定的偷税罪从行为方式、构罪标准、法定刑等多方面进行了重大修改,并实行有条件的初犯补税免罪机制。同时,罪名也被修改为逃税罪。     

论民营科技企业立法的完善--以贵州民营科技企业立法为例

民营科技企业是开展科技研究、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主体,其发展对一个地区的科技进步程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民营科技企业立法对鼓励民营科技企业的设立、扶持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促进民营科技企业从业人员的流入起着立法规范与促进作用。贵州省于1995年制订了《贵州省民营科技企业条例》,该条例为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中仍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进一步完善民营科技企业立法,对促进科技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地方立法民主化的不足及完善

地方立法的民主化,是指地方立法主体和立法程序从较低程度的民主不断走向较高程度民主的一种动态过程。我国地方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还较低,主要表现为地方立法主体和地方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不足。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民主化,应不断加强地方立法主体的民主化建设,不断完善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机制。     

法律规范冲突事前预防机制的完善

我国法律规范冲突的解决,必须建立一套较为全面的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始终的机制,与此相适应,并建立起区别于西方国家的事前审查模式和事后审查模式的事前预防机制和事后排除机制①。本文仅从权限控制、程序控制和立法技术控制等方面,对建立与完善法律规范冲突的事前预防机制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