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城镇社区党的建设和基层治理研究

在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管理重心下移、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城镇社区党的建设和基层治理工作在运行模式、功能建设、体系设计、治理方式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在新的形势、挑战、任务下,应当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引,着力探索一条符合现代治理理念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党建和基层治理模式。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城市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思考——以宁波市海曙区为例

社区是社会结构最基础层面的社会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海曙区城市社区建设起步较早、基础较好,成效较突出的主要有社区党建网格化管理模式,无物业小区居民参与式治理模式,社区、小组、墙门(楼道)"三级联动"模式,以"三社联动"为中心的群策群力模式等治理模式。从海曙区的情况看,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主要存在政府、社区、居民职责不清,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指导,多方力量应有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等问题。为此,要构建政府、社区、居民有机协调、良性互动机制,要不断强化居民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责任,要整合多方资源创新城市社区治理,要推广"枫桥经验"深化城市社区治理。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社区治理比较研究

加强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乡村振兴需要加强乡村社区治理,实现乡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日趋多样化,而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相对单一;城市社区服务内容较为齐全,而乡村社区服务供给相对不足。城乡社区治理在治理模式、社区服务内容、治理主体以及运行制度和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未来促进乡村社区治理需要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等方面来进行。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对遵义红色文化发展的思考

红色文化是指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伟大的宝贵的革命精神极其载体,包含精神文化性、经济性、依附性和稀缺性四个特性。遵义是红色文化富集区,有诸多红色文化遗址,但是在传承红色文化上面遇到诸多困境。主要表现为接待资源不足,限制红色培训发展;红色资源发掘不足,影响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不足,制约经济发展三个方面。因此,为走出困境实现红色文化更好推动经济发展,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加挂"遵义会议干部学院"牌子,打造红色传承新高地、深入发掘红色文化内涵,提升红色文化建设和加强红色文化与红色旅游相结合,推动经济发展。     

社区治理创新视角下完善居村联勤联动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完善居村联勤联动工作是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联勤联动站是党委、政府依托居村委自治平台,推动管理重心下移的基层治理新机制、新模式,有力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城市运行综合管理在基层一线一体融合、资源共享、服务集成、高效运作。创新与完善居村联勤联动工作有利于推动社区多元主体共同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应急处置能力,维护社区治安秩序。     

农村基层社区当下治理模式之反思

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要求,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早期展开的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以及目前农村尝试多年的"基层民主"模式,在实践中都遇到了一定的挑战,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农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当前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应反省以往治理模式中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特点,应破除当前对"民主选举"的迷信,在重视乡土精英参与、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协商民主"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真正通向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的道路.     

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警务的融合——以成都市Y社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径,为社区警务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对做好新时代公安基层基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成都市加快网格力量整合,进一步完善"一区一警"制度,深入推动"1+3+N",警力最大限度地融入社区治理,有效地提升了社会面管控水平,实现了社会治安防范由公安唱独角向社会综合治理转变,这一探索与"枫桥经验"内在契合。在此启发下,探索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网格化管理的路径,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创新社会治理长效机制,将网格化管理更好地嵌入社区警务;二是以社区警务工作站为依托推动合室办公,强化社区民警对网格员的管理和考核;三是以公安改革推动警力下沉,不断夯实社区警务基础。     

“四个坚持”全面推进“红色引擎工程”

<正>武汉市江汉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委下设10个党支部,党员人数135人。今年以来,局党委围绕整区推进"红色引擎工程"要求,以"四个坚持"为抓手,统筹谋划,全员覆盖,拓展思路,纵深推进,力争党建基本组织更加严密、基本队伍更加壮大、基本活动更加经常、基本制度更加完善、基本保障更加有力。     

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的现状及对策

新型城市治理模式下,"单位制"向"社区制"的转变使得城市社区组织承担了过去由单位负责的安全保障职能,社区已成为我国协调城市治理和保障城市安全的基础性载体。尤其是面临各种难以预知的突发灾害时,其社会防灾救灾功能就显得日益重要。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作为城市应急机制建设的重要环节,理应成为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中优先发展的方向。针对当前我国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现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性和主导性作用,采取多种对策不断完善城市社区应急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试析西安红色资源开发与城市品质提升

城市品质有其丰富内涵,而其研究是个常讲常新的永恒课题,"人"和"精神"已成为城市品质最核心的内容。红色文化资源对提升西安城市品质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不但是城市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变迁和发展的重要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西安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虽然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只要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研究,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发展红色文化产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推进红色文化教育,促进城市政治生态和人才建设,西安的城市品质一定会得到全面发展。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推动红色文化建设创新发展的对策思考

要加大红色文化的内涵建设，为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要充分发掘红色文化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优势，为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发展赢得动力支撑；要积极探索红色文化的发展趋向，为推动红色文化创新发展共谋科学路径。     

探索混合所有制党建新途径

<正>不断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摆在当前党的建设领域里的一项重大任务。作为国资委和电建集团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创新试点单位,南国置业党委面对混合所有制企业党建新课题,党政班子积极探索党建创新途径,推动企业党建融入中心工作,充分利用混合所有制企业优势推动公司发展。     

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治理机制研究——以成都邛崃为例

跨区域农民聚居区是农村群众集中居住的一种新形式,也是当前中国农村人口的主要居住形态。它面临规划建设不合理、聚居区群众治理可持续性差、多元治理主体合作共治参与度不够等问题。因此需要统筹考虑合理规划,充分满足聚居区群众生产生活需要;深化基层组织体系改革,撤并与新组建村(社区)方式;探索集体经济股份化改革,有效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以"1+3+1+N"治理模式,探索聚居区合作共治的新格局;分类纳入治理目标考核,促进跨区域聚居区自治治理水平提升;以"互联网+乡村"模式,尝试跨区域聚居区治理融合的新模式。     

“五动发力”建红色美丽村庄

红安县以规划引领谋动、系统建设联动、领导督导推动、整合资源带动、党群共建互动,"五动发力"、高标准推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工作,为建设大别山红色中心城市注入一股强劲"红色动能"。坚持"三个突出",高起点规划,画好一张图。红安县把乡村规划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科学推进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缘起、现状及转向

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力量在农村社区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山东北高家庄、珠海井岸镇、广东云浮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模式的研究发现,社区治理组织体制表现为"交叉型"、"互挂型"、"党组织整合型"三种类型;社区治理机制呈现出"村企管理一体化"、"协作式治理"、"支助型治理"三种不同的模式。"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又具有一定的共性,企业与社区具有共生共融关系,党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政府在外部起推动与衔接作用。不过,在实践运行中",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外性,社区合作治理动力不足,社区治理功能有限,难以适应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在"经社分开、政经分离、产权改革"基础上构建开放性社区治理组织体系,"社企分开"基础上培育公共合作意识,政府引导下形成"政府、企业、社区"合作治理机制,是转型期优化"企业推动型"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提升企业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价值及作用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