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崭新命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运行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来促进“三农”的全面现代化。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意蕴,构建适合于乡村社会发展的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制度,形成多元参与和政社良好互动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夯实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处理好技术化治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由此,使农村社区最终达到治理有效的目标。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探究

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当下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功能受限、治理格局发育迟滞、治理创新发展不足、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等多重困境。制约因素主要为治理意识不强、体制机制制约、制度供给不足。只有把握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逻辑,牢固树立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导这一根本前提,持续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中外发展观的演变对中国乡村建设的影响

中外发展观的演变对乡村建设有重要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在乡村。促进乡村建设，需要对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构建政府、市场和社区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将会扭曲中国经济发展，乡村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对城市社区治理的启示

在社区的建设与治理中,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融入,是充分发挥出社区治理“为人民服务”功能的重要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针对性要求后,社区治理工作的开展更应当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为指导,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分析寻求具有创新性和有效性的社区治理路径。城市社区治理应从社区角色定位的科学统筹、提升社区服务人性化程度、提升社区职业水平层次、构建全面的社区激励机制四个方面入手,为其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提供支持,切实发挥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思想引领作用。     

美国社区文化治理及其经验借鉴

在我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探索时期,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思路愈发得到重视。社区文化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社区文化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的文化生活质量。然而如何将文化治理与社区治理相结合,从治理的向度对社区文化进行具体操作,既从理论高度又从实践操作层面提供方案,成为我国社区文化治理研究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借鉴了美国社区文化治理的定义、历史由来、组织结构、社区文化项目类型、资金资助体系、评估体系等内容,提出我国在社区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多个领域多种部门共同参与、文化艺术形式多样、资助投入主体多元、监管评估体系精密等内容,以更好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构建社区文化治理模式,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而服务。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无讼社区”建设研究——以成都市大邑县为例

文章以大邑县"无讼社区"建设为例,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视角通盘设计、谋篇布局,探索基层治理法治化内在规律,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强大合力,推动社会矛盾纠纷有效化解,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实现"无讼社区"建设的社会价值。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以三明市梅列区圳尾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三明市梅列区圳尾社区在加强社区建设,提供社区服务,强化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对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和成效。由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鲜事物,因而在探索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遵循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律、原则和原理,针对困难和问题入手做好相应的推进工作。     

群众路线视域下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制创新探析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城市社区服务体制,打造以人为本的现代化服务型社区,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文章在分析群众路线和城市社区服务的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阐述了两者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深入地剖析了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制创新的现实困境,并借鉴国外社区服务体制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提出了创新城市社区服务体制的对策建议。     

浅谈农村社区的治理与服务

农村社区是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居民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建设具有行政化、治理模式多元化和精英治理等特点。由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还存在着协调机制不完善、社区建设资金匮乏、公共服务水平低和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程度低等问题。应通过发展和完善社区民主政治、改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和提高村民社区治理的参与程度等,为农村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农村基层社区当下治理模式之反思

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的要求,推动后发国家现代化早期展开的威权主义治理模式,以及目前农村尝试多年的"基层民主"模式,在实践中都遇到了一定的挑战,面临着较大的困境,农村治理模式正面临着转型的压力.当前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应反省以往治理模式中的政治与行政强控制特点,应破除当前对"民主选举"的迷信,在重视乡土精英参与、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协商民主"的基础上寻找一条能真正通向农村基层社区自治的道路.     

压力型体制下乡村治理运行逻辑

本文从我国政府层级中的压力型体制出发,通过对乡村治理演进阶段的分析找出乡村治理的时代特点,进而探究当前乡镇主体和乡村主体是如何应对压力型体制并开展乡村治理活动的。因此需要明确基层政府定位,完善基层政府激励机制,整合村两委思想,培育村民自治文化,最终实现多主体参与共治的新乡村治理。     

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难题和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农民共富是关键和短板。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必然逻辑: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也是农民实现美好生活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但当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表现在:大部分农民收入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大多数农村地区产业发展较落后,部分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不强等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加快农村产业振兴,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机制,激发农民勤劳致富内生动力,扎实促进新时代农民共同富裕。     

发展新型流通业态 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开拓农村市场，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这不仅是解决农村流通不畅的关键之举，也是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格局绕不过去的重要任务。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必须加大农村流通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坚持政府引导和农民自愿；实现连锁化、网络化、信息化；做好网点的选择和规划；做到城乡统筹相互促进；建立相应的考核监督制度。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     

风险社会下农村重大疫情防控策略及其治理逻辑——基于河南省H村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时空压缩的现代化中社会风险的突发呈现,具有强传播性、不确定性等特点,这增加了防控和治理难度。农村社会为化解疫情防控资源不足和设施薄弱等问题,实现了由常规治理向运动式治理的快速切换,通过集中资源、快速决策、硬核管控、群众参与等方式,建立起“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体系,实现了疫情的高效防控。农村高质量的防控源于治理模式的转换,也得益于村庄日常性合作文化的培育、组织载体的建设和群众路线的坚守,这对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乡村振兴的实践及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以四川成都和山东济宁为例

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对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提出了挑战。2009年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提出正是作为推动这一发展的主要途径。目前,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尚处于试验示范阶段,在各地社区建设中,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新型社区与村民自治、双层经营体制之间关系的两大问题,成都和济宁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改革仍面临体制困境和自组织程度低的问题。而此次乡村社会的变革能否全面顺利推进,还需要国家在法律层面对农村新型社区进行清晰定位,理清它与农村原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切实保障村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