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不确定法律状态下的司法裁判——论疑难案件裁判的经验与方法

疑难案件是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困扰法官的一个司法难题,也是法学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关于疑难案件的界定、成因和裁判方法,中国学界至今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主要讨论两部分内容:其一,裁判疑难案件的司法知识论基础,试图揭示法官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所可能表现出的司法哲学与知识论,并破解"法官是说谎者"这一吊诡性的命题;其二,以法律发现、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为视角,探讨裁判疑难案件的一般方法论。通过上述研究最后得出,法官不得拒绝而只能面对疑难案件,他可以通过解释的方法来发现用以裁判的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进而依据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双重变奏,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疑难案件。     

对法律推理在审判实践中实然状态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一个基层法院的实证调查发现,法官的法律推理知识缺乏,有些法官容易把简单的案件运用复杂的法律推理,造成思维的混乱,把握不到判决的正确方向;而有的法官则把复杂的案件简单化,对疑难案件只按照一种单向思维方法思考问题,进行简单的演绎推理,没有考虑其他相应的法律规范或社会价值取向,造成判决的偏差。而文章认为,法律适用的过程就是法律推理的过程,提高司法能力的重要环节就是提高法律推理能力。法官运用法律推理是司法性质决定的、是法治社会要求的、是司法为民要求的、是司法公正要求的。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     

论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请求权的性质、选择案件裁判依据的过程,都蕴含着法官对法律条文意义的解释与探索。审判过程中,基层法官对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以待决案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基层法院案件多、情况复杂的特点,决定着法律解释基本上成为一种个性化的司法实践。通常情况下,个案法律解释目标在法律关系分析、法条意义理解、裁判结果推论、法律效果判断纵向四阶段中实现,上述法律解释目标实现程式个案具体化运行塑造了基层法官的独断型法律解释。     

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司法裁判在适用法律的过程当中,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习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对含有"习惯"及其相关词语的裁判文书进行搜集与整理的基础上,发现现有司法裁判中,法官们并不拒绝运用习惯。在司法裁判当中,有将习惯作为事实的,也有以习惯来证成事实的,还有将习惯作为行为的规范标准的。同时,在裁判理由当中,习惯的运用广泛存在。在此基础上,反思了习惯的司法认定,习惯为何难以被使用为裁判依据以及习惯运用的法律方法问题。     

交易习惯在民事司法中运用的调查报告——基于裁判文书的整理与分析

交易习惯作为我国法律中的一个重要法律概念,在司法实践中运用比较广泛。在案例中,既存在当事人主动提出交易习惯的情形,也存在法官依职权查明交易习惯的情形。并且,在交货和支付款项过程中,还衍生了交货习惯、验货习惯、收货习惯、付款习惯、收款习惯等用语。司法裁判中运用交易习惯的案例,有将交易习惯视为是否符合或者构成某一特定行为的标准的特点,或者运用交易习惯作为特定事实,证明交易标的符合合同要求,有时交易习惯也被作为裁判理由,论证案件事实与裁判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从法理来看,具体的交易习惯是什么,需要法官在司法裁判当中给予必要论证;运用的交易习惯与司法裁判结果之间存在何种关联性,亦需要进行法律论证;特别是交易习惯与合同行为之间的关系,更需深刻反思。     

论法律发现在司法适用中的存在场景

法律发现是指在司法适用中,法官生成(找寻、确定、解释、填补等活动的总称)最适合于本案的裁判规范依据的一种专业性活动。它在司法适用中的存在场景如何,学者间是各有见解的。梁彗星先生指出“:找法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一是有;二是无;三是不确定概念。”著名学者沈宗灵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向我们揭示了法律发现可能存在的场合: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推理在简易案件中可用形式推理;而在疑难案件中则需要辩证推理。下面,笔者整合找法的三种结果与案件的两大类型,较为详细地论述一下法律发现在司法适用中的存在场景:一、法律明确时:需要效力认定、结…     

论商法类推适用的依据、范围和正当性

类推适用与类推解释是可以并存的两个不同概念,前者是一种补充法律漏洞的司法审判制度,后者属于运用类比推理的法律解释方法。商法类推适用应具有一般法上和特别法上的依据,其并非适用于商法的所有领域。商法类推适用的正当性取决于法官严格遵守适用条件,恰当地运用裁量权,符合法律价值判断。     

论司法效果——基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关系的思考

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突出,社会价值与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与之相随,社会主体对于司法正义的追求已逐步被赋予了更多价值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作出裁判时面临两难选择:是坚持法律效果的标准,还是遵循社会效果的标准。针对这种现象本文对两标准进行利弊评价,提出法官裁判应充分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把二者都作为裁判正当性的来源,最终达到实现司法正义的目的。     

试论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兼及大陆法系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机制

大陆法系以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作为基本的法律适用方法具有坚实的历史、文化以及制度基础,研究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的运作逻辑十分必要。但是,从预定前提即制定法出发、非扩充性论证的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并不能为实现司法公正、实现法治社会提供实质性帮助,因为法官常常要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裁判,演绎式三段论法律推理也不能完全排除个性化、主观性因素对法官判断活动的影响。因此,加强司法程序制度建设,使当事人、社会通过适当的途径参与司法裁判活动以控制法官的裁量权、通过司法程序在诉讼过程中对司法裁判进行正当化论证就成为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     

案件事实与法律文本的解释之契合

借助于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必然要面对法律适用的问题。法律被制定出来只有通过适用,才能实现其价值。适用法律就意味着要解释法律,因为适用法律不可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输入法条就能得出舍乎正义的结论。我们将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以及法官在这一解释过程中的作用进行简要分析,找到那个在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交叉的契合点,从而得出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一契合点的寻找是处理案件的核心,它代表了正义观念的实现。     

我国司法解释的机能转换

我国现行司法解释的机能转换首先在于淡化其历时已久的权力光环 ,还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司法手段的本来面目。审判权与检察权在司法性质上确有差异 ,基于案件裁判的客观要求 ,我国司法解释应定位在一级多元的层次上 ;应更多地关注法官裁判案件时的“职权解释”以及最高法院公报的案例 ,并将司法解释的内容界定在立足于法律文本的解释 ,合理地运用其拾遗补缺的功能完善现行法律。     

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现实性思考

人民法院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的高低。目前,部分法官的法律思维能力不强,造成审判质量和效率不高,办案注重功利色彩等一系列不良现象,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这既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又有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文章针对法官法律思维能力不强造成的种种现象,从四个方面阐述提高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也谈我国的法律漏洞修复技术——基于一种司法实践的角度

众所周知,"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看到司法活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法官的判决更是人们目光的"焦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我们从内心崇尚法律的权威,坚信法官依法判案,但是,实际上现有的法律并不是完美无缺,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当法官面对法律条文没有具体规定时,他们怎么办,他们怎样解决遇到的法律难题,怎样填补法律的漏洞以使判决具有公信力。由此,对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漏洞的填补应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行政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规范实证角度的探析

从规范、实证的角度予以观察，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所指的非法证据仅指违反法定程序或方式而取得的证据，即”非法取得证据”。对该种证据我国法律规范中采取原则排除加例外、严格排除和相对排除相结合的模式。从法律体系的规范层面来看，我国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未形成多层次的证据法律体系，在基本法律这一效力层面有待进一步突破。该规则在行政案件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还远远不足，有待司法人员更深入、更大胆、更多地将其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中。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司法语言运用的能动边界探析——以农村法庭法官司法语言运用为视角

司法能动是中国大法治环境下积极倡导的司法理念,这一理念契合了农村基层人民法官处理农村案件时积极引导案件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现状。语言是法律诉讼的媒介,司法语言承载着司法公正,司法语言运用是司法实践中很重要的部分。基层法官与当事人沟通时,要掌握语言的深浅,避免与法律相违背的语言缺陷。农村案件当事人需要法官给予更为直白的诉讼指导。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     

走出行政诉讼困境重在提高法律意识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 ,起步辉煌。但近年来行政诉讼案件则呈缓慢发展的趋势。①法律意识淡薄是其根本原因。提高法律意识可以帮助摆脱困境。提高法律意识应该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包括提高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 ,提高司法机关及其法官的法律意识和行政相对人自我权利保护意识。     

忧虑的放大与程序的缺失——基于程序视角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

民事诉讼中的法律监督牵涉到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权力配置与程序运行。从实践的角度分析,对法律监督有损审判独立的忧虑被无端地放大,而程序的缺失又直接制约着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效能的发挥。涉诉信访与法律监督的制度整合既有利于缓解涉诉信访的压力又弥合了法律监督程序的缺失。同时,改变对法官违法的内部惩戒机制,将惩戒程序的启动、惩戒结果的决定与被惩戒对象所在系统相分离将有助于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预防与惩戒,最终有助于法律监督的目的即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