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票据责任的本质和特征

一、票据责任的本质及与相近概念之类系票据责任的本质，简言之，即票据义务。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必须在语言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正确理解责任与义务，责任与债务，票据责任与票据法律责任、票据法上的法律责任的联系和区别。（－）责任与义务责任，在语义学上含义颇多。在古汉语中，“责任”与“责”相通，包含有“求”或“索取”，“法斥”或“非难”，“义务”，“处罚”或“处理”，“债”等多种含义。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认为“责任”一词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份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应做的事应承担的过失①。在现代汉语中，“责任”…     

“周黑鸭”之“汉味”如何——“周黑鸭”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评析

无论是在企业名称中间还是在所生产或销售的商品名称之前加上“汉味”二字，对同处武汉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者而言，很难将“汉味周黑鸭”与“周黑鸭”二者区分开。而且，在“汉味周黑鸭”外包装上使用与“周黑鸭”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标识、包装或装潢的情形下，势必引起“汉味周黑鸭”与“周黑鸭”之间的混淆，造成消费者对商品来源的误认。     

“拼命三郎”胡松伶

在屯溪，真正知道他、了解他、领教过他厉害的人，不在少数。即便如何妙笔生花，对他的刻画也只能像初次见到他那样停留于表面。倒是那些在“道”上走的．特别是在“道”上走过又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对他的领教才能算得上刻骨铭心。而他本人，也“荣誉满身”，连续两年被省公安厅评为“全省人民满意公安民警”，     

“特供”、“专供”伤害的是什么

笔者虽然从不抽烟、不嗜酒，但活在当下，也少不了要和中国“人情”文化的重要载体——烟与酒打交道，因此也有幸“见识”了白条烟、内部酒等所谓“特供”与“专供”产品。后来发现，不仅是烟酒，哪怕是日常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也有不少冠上了“国宴专供”、“内部特供”的头衔，而打上“XX海”、“XX堂”、“XX台”旗号的，更是不在少数。     

创业板律师：责任大于天

创业板开闸之即，许多从业律师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抓住“大好商机”而“大显身手”。 在这个时点上，作为一名从事证券法律服务工作的“老兵”，笔者发自肺腑地想与同业、同行说上一句话：创业板律师，责任大干天!     

两种可能式的语用分析

两种可能式在语用意义的互换关系上，“Ｖ得Ｃ”可以变换成“能ＶＣ”，“Ｖ不Ｃ”只在某种主观、客观条件对实现Ｖ不合适、与Ｖ的实现与否无关、结果都一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变换作“不能ＶＣ”；“Ｖ得不了”能变换作“能／不能Ｖ”，但表示“情理上是否许可”和“准许不准许”意义时，只能用“不能Ｖ”；“Ｖ得／不得”可以变换作“能／不能Ｖ”；由“Ｖ得／不Ｃ”构成的可能式的表达重心在“Ｃ”上，可能补语“Ｖ得了”、“Ｖ不了”、“Ｖ得”、“Ｖ不得”的表达重心在Ｖ上，以能愿动词构成的可能式的表达重心在Ｖ上；可能补语主要用于陈述句，在实际语言中主要用否定形式     

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助力推进检察工作机制现代化

新时代新征程下，检察机关需要探索如何从“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上继续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以适应法律监督现代化的需求。目前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理念落实不到位、侦监协作办公室职能未充分发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存在信息壁垒等问题。其中作为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检察引导侦查”需要从认识到实践再到传导三个维度上予以厘清和贯彻。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作为“体系化”的实体基础，未来应围绕“职责定位、人员配备、基础保障”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化完善。同时，还需要在数据建设、共享、推动方面完善“数字检察”的机制建设，以充分发挥其科技支撑作用。     

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恶势力团伙犯罪

司法实践中“黑”、“恶”难分，从而引发定性、审办、打击、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认真分析“黑”、“恶”在结构形式上、主观目的上、行为特征上、发展需求上，客体上的不同，为司法实践中的“黑”、“恶”界定给出了尺度。     

刍议我国刑法中的死罪

我国刑事立法中不存在轻罪、重罪的明确划分，“死罪”也只是对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犯罪的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与概括。在理论研究上，一方面主要地是从刑事政策、刑罚适用的意义、角度上研究死刑的立法与司法裁量问题，只是在死刑的适用范围上涉及到“死刑罪名”，在死刑的限制与扩张的争论中探讨死刑罪名削减与增加。     

“关系犯”的实践界定与改造问题探讨

关系犯是与监狱或监狱警察有某些利害或利益关系的罪犯。从实践上界定，关系犯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监狱有利益或利害关系的罪犯，即“与公型关系犯”；一是与监狱人民警察个人有利益或利害关系的罪犯，即“与私型关系犯”。“与私型关系犯”在改造群体中具有相对的隐蔽性，能够得到干警“弹性执法”的好处，还有些干警在管理和使用上分开为关系犯提供方便，在减刑、假释等方面公开提供优惠条件；“与公型关系犯”在改造群体中具有公开性，他们往往以对监狱有贡献自居，向监狱讲条件要好处。“关系犯”改造意识普遍淡化，应当给以充分的重视。     

依法执政与宪法序言中的“党的领导”制度化

现行中国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表述，我们也常常简称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需要制度化，因为作为基本原则的党的领导需要具体化，重大领导行为需要制度化。制度化中，又包括对部分重要执政行为法制化。序言中的“党的领导”是原则性规定，不是具体的操作，依法执政的提出客观上要求将“党的领导”具体化、制度化。在制度建设中，需要将理念上的“党的领导”转化为更为具体的“依法执政”，需要借助于宪政理论，加强对“领导权”与“执政权”及其相互转化的研究。此外，需要强化对执政行为的研究。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构建执政权、执政行为的法律理论，通过制定《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规范执政行为，促进执政行为科学化、民主化、法律化。     

百余城市的“低碳经”

在2011年度的全国“两会”上，一股强劲的“低碳风”再度刮起——据统计，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提交的与“低碳”有关的议案、提案，与去年一样约占总量的10％左右，多位政协委员还提交了“推进建筑节能”的相关提案，建议将发展符合“低碳”要求的节能建筑纳入“十二五”规划；     

行政性“命令“规范法律分析与探讨简

我国现行宪法、法律中多次出现包含“命令”的法律规范。由于“命令”一词在法律规范中属性和内容不尽一致，导致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实务中出现诸多困惑。在梳理相关规范的基础上，根据法规范中发布命令的不同主体，可以将法规范中的“命令”分为三种类型，即。司法性命令、军事性命令和行政性命令。通过对行政性“命令”规范的语境与功能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厘清“命令”的文本内涵。“命令”规范存在属性不明、外延不清等不足，应通过规范行政性“命令”规范的表述，促进“命令”规范在立法上的体系化、明确化和精细化。     

绿色发展绘新景——潞安集团常村煤矿倾力打造绿色发展品牌矿井

潞安集团常村煤矿是我国煤炭行业首次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特大型现代化煤炭企业，1985年建矿，1995年投产，年生产能力700万吨，现有员工7400余人。近年来，矿党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牢固树立“高碳产业低碳发展、黑色煤炭绿色开采”的发展理念，在“节能”与“减排”上出题目，在“治理”与“创新”上下工夫，综合运用经济、技术、管理等手段，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运行机制

“促进型”经济法具有不同于“限禁型”经济法的特殊规范结构，这使得其运作模式总体上是引导性而非强制性的。在“促进型”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守法的特别效应明显，大多“促进型”经济法规范在性质上都依赖于或者可以由相关主体“自我实施”，在内容上较少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法院的作用由此削弱。同时，“促进型”经济法在“自我实施”中，也可能出现怠职行为或引发道德风险，为此，必须在立法或执法层面设立相关激励与监督机制。     

试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及其在司法行政工作中的运用

宽严相济是惩办与宽大的结合，“宽”、“严”之间是辩证的统一，不可偏废，必须兼顾，“宽”主要是教育、感化的功能，“严”体现的是惩罚、震慑的效用，二者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了司法行政工作在维护稳定、促进和谐、促进发展上的根本职责。     

城镇化：法治必须先行

“点灯靠油，耕地靠牛。”——这是千百年来中国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村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真实、形象的写照。而“城镇化”——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吹响的号角，将使以户为单位的耕作成为历史，从而搬掉横亘在农业集约化生产面前的“顽石”；也将使数亿农民甩掉裤脚上的泥土，走进“楼上楼下”，过上“电灯电话”的生活。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论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兼评两高对《刑法》“复制发行”的两次司法解释

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与日常口语中的“发行”在含义上存在较大区别。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不限于“第一次发行”或“总发行”，但它必须以转移作品有形载体所有权的方式进行。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两次出台的《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却以日常口语中的“发行”代替著作权意义上的“发行”，将“通过网络传播作品”的行为错误地“视为”《刑法》第217条中的“复制发行”，同时错误地将“复制发行”解释为“复制或发行”，不仅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还导致了《刑法》第217条与第218条之间的冲突。     

“两抢”犯罪适用法律问题研究

近年来广州市“两抢”犯罪频发，并呈现出共同犯罪情况突出、犯罪手段多样化，恶性案件增多、外来流动人口作案率高、“两抢”犯罪低龄化，青少年犯罪增多等特点，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目前在打击“两抢”犯罪中存在公、检、法之间对打击“两抢”犯罪刑事法律政策把握不一致、有关证据难以把握、在具体法律适用上存在某些分歧，及对未成年人“两抢”犯罪欠缺特殊规制等问题。为了有效打击“两抢”犯罪，公、检、法机关应统一认识，形成打击“两抢”犯罪合力；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坚持预防与打击并举，惩罚与保护并重，实现规制未成年人“两抢”犯罪的措施和结果相和谐；并针对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分歧提出了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