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分”洗钱行为的法律规制

“跑分”洗钱为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搭建资金流通平台，社会危害性极大。“跑分”洗钱行为人借助新技术手段，故意规避现行法律规定，致使罪名适用存在诸多分歧，打击治理效果难以保证。对此，应灵活运用当前法律规制确立的各项原则，充分结合“跑分”洗钱行为实际和现实危害结果，在审查定性中，正确适用信息网络犯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更好实现对“跑分”团伙的有效震慑和打击，努力达成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谈如何有效防范打击“两抢”案件

“两抢”案件多发,危害大.近年来,“两抢”案件呈现出未成年人犯罪率高,流动人口和无业人员是主要犯罪群体,团伙犯罪多等特点,有管理不规范、侦破难度大、群众法律意识不强等六个方面的原因,应当从加强市场管理、加大打击力度、加强法制宣传等方面入手有效防范打击“两抢”案件.     

浅谈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问题

我国刑法在缓刑适用上对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采取同一的标准，并未体现出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性和应有的适用原则．本文以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的积极意义着手，以所在单位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情况为样本，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放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适用条件，删除“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判定条件，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缓刑监管部门.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论广东街面“两抢一盗”犯罪的精确打击

严厉打击街面“两抢一盗”犯罪活动,是当前公安中心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两抢一盗”犯罪情报信息研判,精确获取街面“两抢一盗”犯罪证据,实施精确打击,是“专项整治”遏制“两抢一盗”犯罪的需要,是提高办案质量和对犯罪人员的打击处理率的重要保证,是公安机关打击街面“两抢一盗”犯罪这场战役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准,也是我们当前加强街面“两抢一盗”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问题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另一种动力——腐败犯罪死刑适用不平等分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即将对我国生效，这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外刑罚制度存在差异以及各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的困难和分歧，使得我国在打击腐败犯罪的过程中出现死刑适用不平等的结果，这反而又成为了刺激腐败犯罪嫌疑人外逃的一种动力。这一现象的出现将对我国打击腐败犯罪产生消极作用，同时也会对我国法治建设带来负面影响。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了追求法律对公民的平等适用，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就只能是：要么在中外双边引渡条约签订过程中，请求对方放弃坚持死刑犯不引渡原则；要么我国废除对腐败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     

中英受贿犯罪立法比较研究

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是英国贿赂犯罪立法改革的最终成果,是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反贿赂法之一.在受贿犯罪立法上,该法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打击受贿行为,采用单一罪名模式,以“受贿罪”一罪规制各形各色的受贿行为,统合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受贿犯罪,并以“不正当行为模式”为根基,建构受贿罪的犯罪构成,确定“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受贿犯罪立法与英国《2010年反贿赂法》具有相当差异,但我国可积极借鉴英国的有益经验,严密惩治受贿行为法网,整合规制受贿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重视私营领域受贿犯罪,拓宽打击私营领域受贿犯罪的范围;改进受贿犯罪之犯罪构成,扩充贿赂范围并确立过错推定规则;完善受贿犯罪刑事责任,革新刑罚处罚标准并优化刑罚体系.     

建立统一协调的全球性打击 网络犯罪合作框架 ——关于法律变化必要性的解释与实践

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法律思想的任何发展都力图协调法律"稳定必要性"和"变化必要性"二者的冲突.①在计算机与互联网高速发展并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均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法律如何在"变化必要性"运行范畴内解释网络犯罪现象并制定规制体系,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协调基于国家利益、意思形态等不同,在构建国际性的打击网络犯罪的规则体系上的分歧,以及如何确保网络犯罪规则体系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之具体效能,均为法律"变化必要性"发挥作用的重要范畴,推动法理、立法和司法进一步向前发展.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以犯罪学为视角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突出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然而现行刑法只是典型的应对成年人犯罪的法典,由此决定了其在整体的制度设计上而不是个别技术层面存在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不相适应的严重缺陷。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上,必须牢牢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宗旨,坚持少年儿童利益最大化。     

青少年团伙犯罪研究述评（1978-2007年）

近三十年来，学界对青少年团伙犯罪的定性和定义尚未达成统一，分歧主要体现在青少年团伙犯罪归属的具体形式上。在理论研究的早期，学者紧跟国家刑事政策，对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研究努力契合“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政策要求，多从青少年自身寻找团伙犯罪的原因，提出“严打说”、“感化说”等防治对策。随着研究思路发生变化，学界提倡“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不再仅仅将犯罪归结于青少年自身因素，更多的是从青少年所处的外部环境中探求犯罪根源，并提出“法律完善说”、“特征预防说”、“综合治理说”等预防对策。     

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条款的司法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一）》有条件地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降低到十二周岁，如何妥当适用这一规定是当前司法实务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平衡双向保护原则中社会保护和未成年人保护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使立法、司法保持逻辑自洽，采取“罪行+两个特定罪名说”解释“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这一范围具有合理性。从当然解释的立场出发，采用“择一对应论”对“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这一结果要件与前述的罪名范围排列组合成四种情形较为可取。通过重点考察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动机、犯罪前科及悔罪表现、被害人的特殊性与人数、行为次数、犯罪地点以及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积极性因素，同时重视对其身心发育是否迟滞、其成长环境是否存在严重缺失并由此导致人格缺陷，被害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等消极性因素的考察，从而综合判断涉案低龄未成年人犯罪是否达到“情节恶劣”的要求。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报请核准追诉的程序上，应将与侦查机关同级的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报请机关；采用逐级上报、层层审核并最终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来决定是否核准的方式；在报请核准期间，可以考虑将涉案低龄未成年人临时安置在看守所设立的专门区域；同时，应当允许涉案低龄未成...     

涉信用卡刑事案件定性问题若干思考

信用卡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利用信用卡犯罪的活动也越来越猖撅。而在涉及信用卡刑事案件法律适用方面,刑法学界长期以来则莫衷一是,争议颇多;司法实践中,由于涉及信用卡的刑事案件表现形式各异,不同办案部门之间的观点经常存在较大分歧,从而导致处理结果各异,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司法活动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本文指出加强信用卡刑事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对完善涉及信用卡刑事案件相关立法,准确、有力打击处理信用卡犯罪的具有重要意义。     

塔吉克斯坦恐怖主义犯罪及其预防研究

塔吉克斯坦1994年以来恐怖主义犯罪不绝如缕，犯罪的特点是在犯罪手段方面，恐怖主义犯罪分子除进行小规模爆炸或者绑架勒索以外，还与政府进行武装对抗；犯罪组织呈现明显的国际化趋势；犯罪组织多方面保障经济来源；犯罪活动大多打着宗教的旗号实施。犯罪的原因包括社会与政治的封闭性；经济存在严重弊端，社会矛盾重重；社会的伊斯兰氛围日益浓厚；国内青年群体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膨胀；塔阿边境地区武装分子越境趋于失控，外部环境恶劣；走私活动猖獗，助长恐怖主义犯罪势力；“萨拉菲”的恶劣影响等。犯罪的预防措施包括强调政教分离原则，依法管理宗教组织与宗教活动；通过专门法律打击恐怖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积极帮助极端分子回归社会；加大对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加强反恐怖主义资助的执法建设；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反恐能力建设；努力发展经济，并扩大到国外就业。塔吉克斯坦预防恐怖主义犯罪存在不足之处。     

中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现状及立法完善对策

中国大陆境内有组织犯罪现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历30年的演进．目前总体形势表现为发展速度快、再生能力强、存在形态丰富和持续存在的时间较短：尤其是近10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活跃和蔓延趋势，从整体上加剧了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深度和广度。中国对有组织犯罪始终坚持严厉打击政策，但在执法层面却面临着可资利用的立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突出问题。在反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完善方面，首先应根据有组织犯罪的规律及其本土表现．形成符合实际的有组织犯罪的整体性概念，并以此为指导对有组织犯罪各发展形态进行统一规制，为刑事打击的介入确立合理的起点；在反有组织犯罪的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坚持“以严为主、以宽为辅”的基本政策导向和贯彻“打早打小”专门政策的具体要求，从严密法网、便利追诉和严厉制裁三方面推进立法完善。     

司法实践中处理流动人口犯罪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适用“严打”政策对流动人口犯罪打击和预防的有效性、有限性并存的情形下,从司法实践来看,“当宽则宽”具有现实必要性.在流动人口所犯的犯罪情节较轻且人身危险性较小的属于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等轻罪的情形下,要从维护行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多种措施促进轻罪流动人口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更加有效的化解和避免次生社会矛盾.     

从“封存”到“消灭”——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与评价

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发展,对未成年犯复学、升学、就业以及顺利回归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该规定不仅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而且适用对象过窄、对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也都未作任何规定.这些都将严重影响该制度的运作和实施效果,甚至可能使其沦为制度上的“花瓶”和实践中的“鸡肋”.为充分发挥该制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应当将其“升级”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我国在制定有关未成年人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时需要“接力”和“合力”,但更需要“给力”.     

中美预防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问题比较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了网络上的“弄潮儿”，其中不乏在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络方面有所建树的少年英才，但另有一部分人却成了网络世界的“骇客”。他们的犯罪行为因犯罪主体年龄的特殊性、犯罪手段突出的高科技性、犯罪后果严重的危害性，成为家庭、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因而法律界、教育界的人士尤其需要为此做出大量的努力。本文拟以网络发展最为成熟的美国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情况作为参照系，对比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现状，探讨预防、打击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对策。     

论“人肉搜索”在侦查中的运用

“人肉搜索”是网上侦查的有力工具，其在彰显公序良俗的同时，亦在挑战现行法律的道德底线。“人肉搜索”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对公民的隐私权构成了巨大的成胁。笔者建议在法律的规制之下，才能将“人肉搜索”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运用于犯罪侦查实践；对于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违法“人肉搜索”行为应当禁止。     

婺城法院打击”两抢”犯罪取得阶段性成果

自开展打击整治“两抢”犯罪大会战以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分管刑事的副院长任组长的打击“两抢”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党委统一部署，稳妥有序地开展这项活动。该院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案多人少、时间紧任务重的困难，不断加大刑事审判工作力度，切实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审结了一大批“两抢”犯罪案件，取得了大会战的阶段性成果。截至4月22日，     

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适用无期徒刑新论——基于刑法解释学的角度

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适用无期徒刑这个问题可谓是是老生常谈,但是刑事司法界和理论界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仁者见智.从表面看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量刑问题,但是从本质上讲这个问题涉及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原则,涉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相关法律与国际的接轨,涉及我国未来刑罚适用的发展方向.本文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刑法解释学来探究未成年人犯罪能否适用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