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 提升山东全球价值链地位

<正>党的二十大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在新发展阶段,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这一连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重要渠道,主动深化全球价值链合作,打破山东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困境,引领山东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制约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但其进一步发展却面临着投资安全审查力度加大、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发展和企业社会责任等新的制约因素。这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推动,一是积极应对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二是合理引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转变对外投资模式;三是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走绿色投资发展道路。     

全球产业链演进新模式研究

在互联网信息平台技术与智能制造融合发展和发达国家再掀工业化浪潮的双重背景下,全球产业链演进具有了新的特点。企业以用户为核心以散点形式分布在周围,形成了不同于温特式的散点式组合方式,全球产业价值链逐渐趋平,关键增值环节集中于标准规则制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集成三个阶段,同时,高端产业价值链在发达国家内部、低端产业价值链在后发国家内部形成两个独立闭环,财富向发达国家集中,而发达国家将不需要的知识和管理模式向后发国家转移。在全球产业链演进新模式下,中国迫切需要夯实智能制造基础,抢夺新领域制高点,同时融入国际高端产业链,打好品牌争夺战,争取话语权。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新论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经营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对企业垄断优势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而西方传统的以及修正了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则忽略了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本身并不具有什么垄断优势。但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的优势只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而非充分条件,即不具有比较优势或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仍可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是企业挖掘和培育优势的过程。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优势的培育是正向促进的关系。这就是"优势培育论"。以中国为例,积极发挥投资主体的能动性,培育其优势,需要建立互补式国际战略联盟、组建跨国企业集团以及努力培养一大批学有所长、勇于开拓和精通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业务的人才。     

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中国对外贸易——兼析对我国外贸发展的错误认识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在进一步提升。一方面,参与价值链分工成为一国融入世界生产体系的必然途径;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又是"全球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不能仅从宏观经济恒等式出发简单得出贸易"负贡献"的结论;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制造业出口大国,在特定时期出现贸易顺差有其客观必然性;不能将外需和内需割裂开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仍然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应该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来谋划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要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体系,促进价值链升级,推进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融合,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努力实现与世界的互利共赢。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通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投资规模过小显示中国以对外FD I衡量的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尚待深化,区域分布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市场敏感度不高,行业分布显示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政策的完善建议,以及优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相关建议。     

中国流通业、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协同研究

从中国流通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出发,通过对流通业与制造业两者之间的协同理论分析,指出依托产业协同,有利于推动中国流通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利用2003-2015年的中国流通产业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中国流通业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可带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845%。最后,从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提出依托制造业,发挥协同效应,进而推动中国流通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张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中的绿色治理——南北国家的地位调整与关系重塑

协同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仅体现在国内层面,也体现在国际层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北方生产"清洁品"、南方生产"污染品"的环境不平等问题凸显,并呈现出新的趋势。北方国家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大量嵌入环境条款,以环境规则外溢来建立并强化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绿色治理体系。这类环境条款因其非中性特征而成为北方国家干预南方缔约国国内环境政策的有效手段。北方国家策略性地绕开多边框架,并因其权力优势而在贸易协定谈判中居于主导地位,南方国家难以在谈判中公平合理地表达自身的环境利益诉求,更难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升级。随着南方国家整体实力上升,构建体现南北整体利益的新型绿色治理体系已初具条件。南方国家应抱团争取绿色知识和绿色技术在价值链上的自由流动,反对借助贸易协定干预国内环境治理主权。"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聚力机制与保护机制,提升南方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改变全球绿色治理的不平等关系。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倡导贸易协定的自愿性环境条款,为沿线国家的内生性绿色治理创新营造有利条件,符合实现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根本方向。     

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基于中美比较的视角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际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加快了对外投资步伐,中国也抓住这一机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吸引地。经过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如今中国企业也开始了"走出去"的脚步。对外投资对于一国的贸易有何影响,学界对于此有很多研究。本文以1984-2012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双边直接投资和贸易进行检验,利用协整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会增加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制度型开放:引领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新引擎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决定分工地位的不仅是优势要素的质量和层次,还包括能够促使优势要素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开放战略和举措。中国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的"边境开放"措施和"非均衡"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开放战略,适宜于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禀赋优势需要,据此以"低端嵌入"的方式全面而快速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就了制造业大国地位。面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必须转向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据此引领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其引领的作用机制不仅体现在对中高端生产环节和全球先进要素更具吸引力上,还体现在能够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从而为攀升全球价值链打造更优外部环境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生产要素质量和层次的提升以及经济规模优势逐步凸显等,也为中国转向制度型开放奠定了必要的经济要素支撑。为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引领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新引擎作用,未来必须在打造制度开放高地、加强负面清单管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等具体路径上实现新突破。     

WTO协定对我国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WTO协定创设了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调整国际投资问题的先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WTO协定中的直接涉及国际投资的规则进行分析,主要阐述了WTO协定对我国国际投资法立法以及对外投资立法的影响。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分析

世界经济强劲复苏,2004年达到30年来最高点,全球贸易急剧攀升,国际直接投资处于恢复性增长;美国仍是世界经济科技的主导,日、欧经济复苏缓慢,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体现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质内容有:全球科技争夺与主导产业选择,国际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企业超规模化与跨国公司并购,国际汇率波动与金融风险,能源争夺与经济发展瓶颈。     

法律化水平、缔约国身份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效应——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双边投资协定是当前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主导性国际制度,中国也已成为这类协定的最大缔约国之一,然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构建进一步的理论机制加以澄清。基于中国2003年至2015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别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签订和实施双边投资协定本身并未能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其投资促进效应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制度设计中的法律化水平。根据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的两阶段博弈模型,若双方签署的协定条款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化水平较低,则通常意味着无法有效提供可信的承诺,难以促进中国投资者赴该国投资。二是缔约国身份的代际变迁,即由资本输入国到输出国的转变。最早签署协定时,中国更多地是把东道国作为缔约国身份,将外国投资"引进来"视为主要目标。不过自"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被正式提出以来,中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开始越来越多地把母国作为其缔约国身份,故此后形成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在定量检验的基础上,对捷克与斯洛伐克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不同时期的比较案例分析也印证了上述观察。这些发现进一步打破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同质化假定,揭示了国际合作中制度设计与缔约国身份的重要影响,同时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外交的演化路径和发展方向。     

我国对外投资的策略选择

发展我国对外投资，应选择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型产业为基础，逐步向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扩展的对外投资产业策略，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对外投资主体策略，以及以巩固和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为基本取向，加快发展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为主导方向的对外投资区位策略，并从多角度多层面阐述了上述选择的合理性。     

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发展对“一带一路”规则建设的启示

WTO曾通过三条路径开展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工作,但只取得了有限成果,并没有形成具体的规则体系。其他国际组织在软法方面发展了电子商务规则。FTAs是制定和发展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主要形式。当前的电子商务国际规则已经基本形成多层次的规则框架和内容,适应了全球价值链经济的需求,并通过自身规则的约束实现了国际标准的国内法化。在共建"一带一路"跨境电子商务之时,我国应充分认识电子商务自由化意义,积极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坚持国内监管自主和合理限制,发挥话语权、维护本国利益。     

美日印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举措及借鉴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相比较而言,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在发展本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做法,对我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完善境外投资法规,规范管理体制;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体系建设;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把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导向。     

筹资多元化框架下的普通高校应对策略解析

由于社会的转型,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由单一的政府资源主体转变为多主体多渠道筹资体制.这种转变使高校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高校外部资源交换规则、内部组织规则都会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为适应这种规则变化,我国高校必须进行发展策略的全面调整:高校必须适应多主体多规则的多种发展机制并存的局面;高校必须改变组织单一性,形成复杂的多规则需要的混合组织形态;高校不得不以寻求资源为直接的生存目标,对外不断扩张事业规模和服务种类,对内不断进行结构调整和内部挖潜,以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     

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探讨

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机制中,投资主体过于集中、投资工具单一,不利于社会保障基金安全和增值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难以防范通货膨胀、人口老龄化等各种风险,有碍保障功能的实现。本文针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从投资主体由集中投资向分散投资转化、投资工具由单一工具向多元工具转化、加强政府的监管和保护三个方面对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机制进行设计,以期探讨。     

从六个全新的视角研究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化——评肖文、陈益君新著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指引下,作为在国内经济中地位明显上升的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与日俱增。民营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已经成为中国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因此研究中国民营企业为何走向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