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的自责

东方朔为汉武帝侍臣。一次武帝大祭后，下令把祭肉赏赐给朝臣和侍从．时值三伏天，大家等得汗流浃背，负责分肉的官员却一直没露面、东方朔实在等得不耐烦了，就向同僚说：“大热天应当早点回去，不然肉都快放坏了，     

荒唐的“滴骨认亲”

“亲子鉴定”古已有之，最早出现于三国时代，其方式是“滴血认亲”，认为“血相溶者即为亲”。而《南史》却记载了一则南朝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综“滴骨认亲”的故事。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齐宫东昏侯的妃子，因其貌美又有才学，被武帝看中，入宫后七月即生下萧综，宫中都怀疑非武帝亲生。萧综长大以后，去盗掘东昏侯的坟墓，刨出尸骨，用自己的血液滴在尸骨上，见其果真能渗入尸骨中，萧综半信半疑，后又杀了自己的亲牛儿子，用自己的血在儿子的尸骨进行试验，血液仍能渗入骨中，于是深信不疑。后来萧综投奔北魏，改名萧缵，并表示要为东昏侯服丧三年。萧综是否为东昏侯的亲生子，不再重要，现更已无法考证。但“滴骨认亲”的不科学性，已为人之公认。     

浅议汉代“以经决狱”之发端——以武帝少年断案为中心

汉代司法实践中倡导以儒家经典裁断疑难案件，武帝朝此风尤为盛行，论者多以为此种断案方式源于董仲舒。本文拟以武帝少年断案这一前人鲜有提及的史实为考察对象，分析这一做法在汉代的萌芽并进而简述其对武帝朝政策的影响。     

腹诽罪的由来

汉武帝治国，繁刑重法，于是酷之吏备受重用，如张汤、赵禹、宁成、义纵、王温舒等。其中尤以张汤花样多，名气大。史书上说：“张汤多诈，舞智以御人。”汉武帝对他宠信有加，“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权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百姓骚动，不安其生，咸指怨汤。”历史上有名的“腹诽罪”的发明人就是张汤。武帝元狩六年，大农令（大概是管农业和粮食储备的部长级干部）颜异给张汤提了点小意见，弄得武帝不快，复与汤结怨，后来有人告颜异的刁状，武帝命张汤处理其事。     

汉武帝朝丞相群体研究

西汉高祖至哀帝,共46任丞相43人,汉武帝一朝就有13个丞相。武帝君临天下53年,是西汉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更换丞相频繁,在秦汉皇帝中亦少见。武帝朝的丞相群体不同于高祖时的功臣丞相又不类于昭宣后的学术丞相,武帝朝丞相是汉代丞相的转折。     

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通说认为,汉代是德主刑辅理论被奉为官方主流法律观的开始,但在分析此种现象时,学界习惯性地直指武帝时期且忽视法思想置身于其间的权力结构。事实上,秦汉时代的权力结构是所谓的"皇帝政治",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权力形式都是随着皇权观的演变而被调整的。在汉代,经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及其后各朝,皇权与儒术的联系日益密切,德主刑辅理论的地位也随之不断提高,所以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德主刑辅理论兴起的关键所在,而这一过程也生动地展现了传统中国权力与法律的共生性关系。     

汉代治盗的启示

汉武帝末年，盗贼纵横，群匪乱起，大小团伙若干，武帝派使者着绣衣，持虎符节仗，调动军队围剿，斩首达一万多首级。为杜绝民众造反，颁布了一道叫作“沈命法”的法令，该法规定：盗贼兴起而没有发觉，发觉了而不去剿捕，或剿捕盗贼的数量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各级主管官吏将受到严惩，二千石及以下的一律处死。     

中国十大吃货皇帝

魏道武帝拓跋珪 入选理由：爱吃羊肉汤一碗羊肉汤成就了毛修之.拓跋跬打败夏国后,擅长烹饪的毛修之被俘.后来他便找时机炖了一碗羊肉汤给尚书崔浩吃.崔浩一尝,认为这是天下第一美味,便把毛修之推荐给了拓跋焘.拓跋焘吃了毛修之做的佳肴后,也点头称赞,便命毛修之为太官令,成了皇帝的私人厨师.从此,毛修之平步青云,仕途上一帆风顺,后又做尚书、光禄大夫,直到南郡公.     

汉武帚朝丞相群体研究

西汉高祖至哀帝,共46任丞相43人,汉武帝一朝就有13个丞相.武帝君临天下53年,是西汉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更换丞相频繁,在秦汉皇帝中亦少见.武帝朝的丞相群体不同于高祖时的功臣丞相又不类于昭宣后的学术丞相,武帝朝丞相是汉代丞相的转折.     

司马迁生年及相关问题考辨

新发现的《史记正义》佚表明：《博物志》的资料是推考司马迁生年的唯一原始资料，也是司马贞、张守节共同依据的史料。据此推算，司马迁只能是生于武帝建元六年而不可能是景帝中元五年。由此推考，《游侠列传》等五篇赞语中的“太史公”应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这些篇目的写作应自司马谈始。     

谈张斐的法律思想

张斐,西晋人,其生平事迹不见史料,所以人们很少知道。然而,张斐的名字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同《晋律》联系在一起的。有人把晋律称为“张杜律”,“张”就是指张斐,“杜”是指杜预。张斐著有《律解》二十一卷、《汉晋律序注》一卷,可惜都已经失传。多亏他在晋律颁布不久呈晋武帝那一份《律表》,还部分地保留在《晋书·刑法志》中,才能使我们初步地了解他的立法和守法的主张。张斐法学著作的出现,改变了     

“浮声”“切响”管见——永明声律说的一个问题

我国古代的诗歌,发展到南齐武帝永明(483—493)年间,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永明声律说”的发明及其在诗歌创作中的实践,使当时诗坛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式——永明体。永明声律理论的提出和永明新体诗的出现,对我国诗歌的形式(当然还有其它     

从汉武帝刺察“六条”所得的启示

我国古代国家的监察制度,始于周秦,发展于汉。当“文景盛世”之后的建元初年,冗官弊吏已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严重隐患。汉武帝以“七国之乱”为训,大张旗鼓地整顿了一番吏治,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健全监察制度。除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外,分全国为十三州部,作为监察区,各派刺史为固定的监察官,负责对部内郡、国以下官吏进行监督,开创了职能部门独立行使监察权的先河。武帝还手定“六条”,作为刺察工作的准则,其内容是:     

论司马迁的德教与政刑的思想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景帝、武帝时人，约生于公元前１４５年，卒于公元前８６年。历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职。勤学好问，善于著述。他在充分掌握国家文献和民间资料的基础上，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史———史学巨著《史记》。《史记》虽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包含了丰富的法律思想。尤其是对司马迁德教与政刑的思想的分析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司马迁认为，在治国理民当中，礼乐仁义等德教与法令刑罚等政刑相比，不能不占首要地位。他说，孔子曾指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倒行逆施 事败遭诛——主父偃的发迹与败亡

西汉武帝在位期间,主父偃飞速升官和一朝遭诛的事迹颇耐人寻味。主父偃是齐临v人,先学“长短纵横术”即战国纵横家那一套纵横捭阖的游说之术,后来又学习《易》、《春秋》、百家之言,学问大有长进。他在齐国诸侯王子弟间活动,以求个一官半职,但因受到其他儒生的排挤,未能如愿。家中贫穷,无以为生,借债也没有人借给他。在齐国待不住,就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同样得不到信用。他对诸侯王很失望,就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来到首都长安,投大将军卫青。卫青数次向汉武帝推荐他,也未引起武帝的重视。时间一长,穷愁潦倒。主父偃干脆直接上书武帝,对…     

谨防“精神贿赂”

贿赂是一种腐蚀剂，它能使一些抵抗力差的人腐败变质。贿赂除了金钱器物，再一种便是“精神贿赂”。留心观察，常见的精神贿赂大致有拍马屁、抬轿子、吹喇叭、戴高帽等几种形式。它常常能起到物质贿赂所不能起到的特殊作用。《史记》载：北海太守为政有方，带来百业兴旺，汉武帝闻知，传旨问政。行前文书问太守如何策应，太守把想好的“知人善任”、“赏罚严明”讲了一遍。文书摇头说：“使不得，你只能说北海的一切成就统归于皇上的英明就行了。”太守照此行事，武帝很高兴，便加官进爵。明代朱元璋钓鱼，半晌不见鱼儿上钩，十分烦恼，文人…     

历史典籍高度重视官员清廉问题的启示

近来读史，发现这么一种现象：史籍对官员的清廉问题似乎特别的关注。其选材之典型，记录之详细周全，用心良苦。下面，我试举几例：其一，韦睿，是南朝梁武帝萧衍时的一位将军。《南史·韦睿传》在记述韦睿攻城略地的同时，仍不忘对他的廉洁，哪怕是些普普通通的事也写上几笔。日：“韦睿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其二，《资治通鉴》对唐玄宗时的宰相卢怀慎死后的评价竞单一是他的清廉，别的根本无有涉及。日：“怀慎清谨俭素，不营资产，虽贵为卿相，     

《报任安书》的文献价值

太史公是官名,司马迁出仕是由于父亲的保举;司马迁与李陵交往始于太初二年之前,司马迁遭祸是因为武帝的私欲、多疑和喜怒无常;征和二年,《史记》已基本完成;《史记》他作主要集中在司马迁受刑以后的七八年间,作始终坚持作史“至太初而讫”。     

天学帝王的奇异人生

在中国历史上,懂天学且有史料证据的帝王,据我所知仅两人而已,一是清康熙帝,二是梁朝开国之君粱武帝萧衍。两人之学又有不同,康熙从欧洲耶稣会士那里学的基本上是今天被称为“天文学”的知识,而梁武帝所懂的才是“正宗”的中国传统天学——天文星占之学。     

论汉初至汉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

汉初至武帝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什么?史学界多认为是黄老思想,但认识不一。《中国法制史》既认为"实际上是行消极法家之学,或说是一种‘外道内法'的策略",又认为其间"黄老思想一直居统治地位,而辅之以儒法思想".本文认为,这一期间的法律指导思想是以法家为主,兼采道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