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天学”视野下的天命与法律价值革命

“天命”是古代中国“天学”中的一个极重要范畴。在“天学”视野中,“天命”观突出表现为“可知不可改”和“可知可改”两种。二者虽互为交叉,在古代中国却有不同的主流时段,并在法律价值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面目和内容。殷商之际由天象昭示的天命发生转移,法律价值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革命,即从“非人性”转向“人道性”。特别是天学视野下天命观中的“天德”之本,即“民之所欲,天必行之”的思想,使得法律价值于人性的关怀和生命的尊重有了理论甚至实践上的终极表达和保障。     

和谐的中国之道（中）

四、和谐的着眼点——人与人的身份关系 （一）天道和谐与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从事农作的先民们时常与自然接触。所以它们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那么在他们眼里，“自然”或说“天”是什么样的呢？《豫·彖传》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武。”天道阴阳规律的变化．集中表现为日月和四时的往来，既不过越又无错差，总是顺其自然而发展。体现着一种和谐有序的永恒过程。所以．自然的规律是和谐协调的．因为天地运转、日月并明、四时循环等都呈现有序和谐的状态。怀着“农”对“天”的一种崇拜和敬畏．古人认为天既是人的根本，又是人的理想；自然的规律，当然也就是人的准衡。邵子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语录》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人则为人道。”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当选“亚洲之星”的中国律师

2002年7月,著名的美国《商业周刊》评出2002年度25位“亚洲之星”,中国内地有两人当选。这两个人都与股市有关,一个是“中国股市第一高价”用友软件的董事长王文京,另一位就是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39岁的严义明律师——他也是去年上海证券报评出的十大风云人物之一。这是继去年中国财经记者胡舒立入选这个“代表亚洲发展态势”的排行榜之后,第一个当选“亚洲之星”的中国律师。得知自己当选为2002年度“亚洲之星”后,严义明律师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是学法律的太太。之后,他接到了很多小股民的祝贺电话,有的他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名字。严义明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律师会当选！”     

法学的品格

法学的品格是对法学是什么以及有什么用的阐释。法学是“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权利之学”、“正义之学”。“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是关于法学的价值论阐释 ;“权利之学”、“正义之学”是对法学的本体论阐释。     

法学研究动态

《法学的品格》文：李龙刘连泰《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１期法学究竟何以立足于社会科学之林？在这样一个经济学帝国的时代，研究法律现象的法学研究究竟何去何从？法学的品格是对法学是什么以及有什么用的阐释。对这两个问题的阐释，最终会有利于法学何去何从这一问题的解决。作者认为法学是“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权利之学”、“正义之学”。“治国之学”、“强国之学”是关于法学的价值论阐释。“权利之学”、“正义之学”是对法学的本体论阐释。《统一司法考试后的法学教育》文：何勤华陈灵海《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２０…     

中国法学及法学教育(节选)

蔡枢衡与杨兆龙两位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两人同受民国时期教育之熏陶,故国学功底扎实;又曾留洋国外,受新式教育,并师从当时法学大家,故深谙西洋法学。融中西教育之背景,学识广博,见解高远。两位先生虽已作古,但其著文、其观点,于当世法学研究而言,仍具启发与教示意义。本期《研究生法学》特设“名家重读”栏目,择摘两位先生旧作,既是为重温我国老一辈法学家之治学风格,也希冀为吾等后生晚辈之治学态度提供一种负责任的视角。     

“绿帽子”与“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男人们大抵最害怕自己戴上那“绿帽子”，却做梦也想着整顶“乌纱帽”，哪怕是个村官也好歹是项“乌纱”。“绿帽子”与“乌纱帽”这两顶特殊的“帽子”，对中国男人来说无疑是一悲一喜。说到这两顶“帽子”的来龙去脉，则各有一段让人饶有兴趣的史话。     

生命困局、思想与文学的相近与不同－－庄子和屈原之异同浅论

屈原和庄子都对中国学和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都有着高洁的人格，其浪漫主义学的成就也达到了学史的高峰。相似的生命困局、对“天”的探索、高洁的品性决定了他们学相似的一面。但是作为人，他们又有着对立的一面。生命的不同“哀怨”，对“天”的不同结论、超越困局的不同方式，均决定了他们学的不同。     

五大“软肋”掣肘中国企业

“软肋”一：“短寿”之痛 中国的企业活不长。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少数企业实现了快速成长，但大多数企业则面临着“短寿”的困扰。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中关村平均每天诞生两家“海归派”企业，苏州工业园仅内资企业就每天诞生4家，深圳市2004年上半年企业数量新增17371家，平均每天诞生近100家。同时中国的企业每一天有1．2万家倒闭，每一分钟有近10家企业关门。     

音乐和法律

最近听了一场名为《太和之音》的音乐会。整部交响乐以武当山文化为背景，以“天人合一”为精神主旨，在“天”、“地”、“人”、“和”4个乐章中演绎道家的和谐观．让人在享受西洋现代交响乐的同时，去触摸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     

谐音的滑稽

前几年,外国驻北京的记者们邀请我到长城饭店去讲幽默。我讲到,幽默是随着社会、文化进步发展而自然形成的一种语言方式,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艺术语言。我说,中国有数千年文明史,中国人是很理解幽默的。但当时社会上一些人看到转载在报刊上的一些外国小幽默作品,认为中国人是看不懂也不大读得懂什么是幽默的。记得在讲课的现场,就有一位华裔的外国记者向我提出,中国人懂不懂得幽默等问题。我就用前面讲到的,河南一位农民说有一块地不上肥,说那是块“卫生地”的事,来证明中国人不但懂,而且还非常有幽默感。我说,中国人运用的一些幽默技法,外国人…     

“良贱之别”与社会演进——略论唐宋明清时期的贱民及其法律地位的演变

引言 “尊尊之中,寓贵贵之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曾用“差序格局”几个字来形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君臣、父子、夫妇、男女、上下、贵贱之间,莫不有严格的分际和分野。“贱”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两重含义,一是“贵贱”之“贱”。四民当中,贵者为士,农工商则是相对的“贱业”;二是“良贱”之“贱”,四民为良,四民以下为“贱民”。中国很早时候就有“士农工商”     

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

前苏联的“解冻学”和中国的“百花学”都属于“社会批判学”。“解冻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百花学”的形成和发展。“百花学“仿效“解冻学”的创作路数，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由于不同的国内形势，“解冻学”得以发展，而“百花学”却被迫中断。     

律考回眸——共同走过的日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制度(简称“中国律考制度”)，是新中国律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9月27日、28日两天，我国首次举办律师资格考试。当年有2．9万人报名参考，有1134人成绩合格取得律师资格。历经15年的改革、完善和发展，律考制度已成为一项在中国现今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级考试。     

王安石：一个性格有缺陷的改革家

说起王安石，凡是上过中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语文课学过他的《泊船瓜洲》，“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用法之巧妙，自古以来被人广为称道。历史课也会提到王安石，讲的是他的变法改革。中国历史上，变法不少，但哪次也没有王安石变法惹起的争议多，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及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认识

叔本华的汉学研究有三个组成部分 ,一是中国人对自然和英雄的崇拜 ,二是儒释道三学 ,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他认为汉学提倡“天人合一”,这与西方宗教“创世”概念迥异。叔本华在分析了朱熹理学的“天人一物”、“尽心知天”的观点后认为 ,儒释道三学皆属无神论 ;同时 ,汉学的这些思想与他的唯意志主义是一致的     

11年官司讨要存在

李雪今年18岁了。可这个名字只对家人有意义，在法律上，这个“李雪”并不存在。因为是超生“二胎”办不下户口，因为是“黑户”又交不起借读费，她没上过一天学。     

方言与官运

传统时代没广播电视，“官话”普及得不好。所以朝廷上经常南腔北调，难以交谈，连皇帝也深受其苦。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说：“他（庄士敦）的中国话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这一方面是夸奖庄士敦的汉语熟练，另一方面何尝不是抱怨陈朱二人的口音之浓烈。     

禁私：中国古代对天学的法律控制

中国古人对头顶的天空进行了独特认知并形成了“天学”。由于天学涉及到统治王权及一切军政大事之正统性、合法性及有效性的本源问题，所以其受到统治阶级官方严格的法律控制，这种控制以禁止和打击私人染指为主要内容。可以说，对天学的禁私行为为我们理解古代的政治统治提供了一条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