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述评

为了防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澳门特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较好地反映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殊性。从实践情况来看,这些制度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中,2007年出台的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制度专门用于规范12岁至16岁的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措施和司法程序的设计回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帮助违法青少年改过自新,也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提高程序效率。     

香港与大陆少年刑法之比较

随着香港回归祖国日期日近,研究香港和大陆青少年刑法之异同,加强大陆与香港,特别是香港地区青少年犯罪综合治理的合作显得越来越重要.香港与大陆两种社会制度不同及两地法律所属关系的不同决定了两地少年刑法的差异.一、两地对青少年犯罪立法体例及少年刑法法律渊源比较我国有统一的刑法及刑诉法典,但少年刑法没有单行条例,其立法体系为在刑法,刑诉法中有关章节条款中规定,另外有些分散于其他法规及司法解释中.香港的少年刑法对青少年犯罪规定,除了在许多分散条例规定如《刑事罪条例》、《简易程序治罪条例》、《公安条例》等数以十计的刑事法例,尚有专门的《少年犯条例》,其中,既有实体规范,又有程序规范.     

青少年网络失范行为探析

青少年是上网者众数，互联网上的青少年离轨行为不断上升。论文基于互联网的特点，从失范理论视角界定了青少年网络失范行为的类别和性质，并对青少年网络失范行为的构成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认为网络中上网者个体的规范缺席、网络社会的规范缺席和网络法制规范不健全三者主要导致网络失范行为。     

上海工读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工读教育是我国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工读教育也面临了新的困难与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对策主要有：优化与拓展工读教育的功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规范收生标准与程序，完善办学模式，健全法律法规等。     

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成因探析——一种关于有效规范的视角

随着我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人口逐步从农村流入城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原有的家庭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由封闭走向开放。青少年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家庭环境随着流动而面临规范缺失。有效规范难以形成,导致流动青少年犯罪行为问题激发。借用科尔曼关于对有效规范的需求以及有效规范实现条件的解析,探究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的成因,从而进一步提出,解决流动青少年犯罪问题,必须基于优化的家庭环境构建有效的规范,从而掌握流动青少年行动的控制权,实施有效的赏罚。     

家教中的法律意识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

预防青少年犯罪时,可利用青少年可塑性大,对家庭依赖性和信任度高等特点,充分运用家庭中的法律教育来增强青少年的法制意识。本文从家长要增强青少年犯罪预防意识、规范自身言行、采取适当教育方式以及关注青少年周围的犯罪情况等四方面,对加强对青少年的犯罪预防和法律教育进行了若干探讨。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程序的构造及完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少年)是指十八周岁以下的人。未成年人犯罪涵盖在青少年犯罪之中，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必要性已多有论述，不再重复。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自然也受刑事诉讼法的根本性约束，它的特殊性并不外在表现为单独的法律程序规程，即在刑事诉讼总的原则规范下有其自身的构造。就诉讼程序而言，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实践程序仍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论青少年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法制教育对规范青少年的行为,使青少年树立正确而高尚的人生观,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预防和降低青少年犯罪,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针对青少年法制教育的状况,笔者认为重视和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迫切而必要。     

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认证与司法鉴定实践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世界各国都注重对青少年的特殊保护,我国刑法专门划定刑事责任年龄,以体现对青少年的关怀和救助,力求在全社会的帮助下,使他们重新走上自尊自强之路。准确认定青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牵涉到法律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分析青少年犯罪和刑事责任年龄分段特点,剖析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主要认定依据以及认证难的原因,正确认识认定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的重要性以及主要原则,并通过多纬度的司法鉴定实践,完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年龄认证,以指导司法实践,更好地体现我国法律尊严,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加拿大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及其借鉴

加拿大通过《青少年刑事司法法》建立的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制度，是对《青少年犯罪法》的改革与发展，其中的量刑基本准则和量刑考虑因素，为少年法庭适用刑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审前报告引入量刑辩论程序以及多方参与的量刑会议，则有助于法庭决定公正、恰当的刑罚。在新的量刑制度规范下，非监禁刑在量刑时得到普遍适用，犯罪少年被处以监禁刑的比例明显降低。这种以平衡犯罪少年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保护的量刑制度安排，对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市削具有可资借鉴之处。     

上海青少年网吧经验调查分析

网络时代给青少年的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变化，而青少年网吧经验的探究是认识这一问题的路径之一。本文通过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网吧青少年的基本情况、网络使用经验、以及网络成瘾状况，以期能够对青少年网吧经验做一描述性分析。最后，就网吧管理和青少年服务提出如下建议：规范网吧管理规定、实施统一执法队伍，加强青少年网络教育、丰富青少年休闲场所，引入社会工作制度、促进家庭功能恢复。     

家庭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社会、学校、家庭三方面消极因素是产生青少年犯罪的根源,而家庭缺陷则是青少年犯罪的最基本原因。家庭缺陷表现在:情感、教育、结构、文化、伦理五个方面。家庭缺陷的有无及其程序与青少年犯罪可能性大小成正比关系,家庭缺陷通过对青少年人格发展、心理性格、人生观及社会适应力的影响而致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充分认识家庭在预防、减少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地位,夯实婚姻基础,强化家庭教育功能,丰富家庭文化活动,建立新型文明的家庭伦理关系,对于建立和谐、幸福、康乐的家庭,预防青少年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化立法中明确对青少年的保护职责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上海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文艺舞台和文化市场日趋繁荣,文化立法成为规范、促进文化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市文化局在制订有关文化法规、办法时,将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放到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许多法规中列出专条对青少年予以保护。     

维护青少年权益中的误区探究

当前，在维护青少年权益工作中尚存在着许多误区，主要表现为重家庭、学校和社会维权，轻政府维权；重微观维权，轻宏观维权；重实体维权，轻程序维权；重外界维权，轻青少年自身维权；重维权宣传的轰动效应，轻维权宣传的科学性、合法性。消除这些误区，才能进一步推动和促进青少年的维权工作。     

青少年保护的政府行为和社会合力

《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颁布和实施10年来,我们青浦县的青少年保护工作在县委、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市青保委及其办公室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我县广大青少年保护工作者在组织网络的形成、队伍建设的加强、日常工作的规范、特殊保护的落实、社区环境的优化、“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体化的实现、青少年合法权益的维护等方面,都进行了认真的实     

和谐社会与构建预防青少年犯罪体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预防青少年犯罪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认识,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建立和完善预防青少年犯罪体系有了新的思路,即构建青少年犯罪的预防体系的实质,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维护公平、规范秩序三个着力点,把青少年犯罪预防体系放到特定的社会大系统中去思考,将与青少年犯罪预防有关联的各种要素联结在一起,实现预防、控制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目标管理要素或管理活动,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科学的运行机制,经过其有效的实施,产生系统效应,不断提高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水平…     

维权"单行道"成了"立交桥"--无锡市锡山区检察院"185"维权热线纪实

在无锡市锡山区,有一个简短、易记、朗朗上口的电话号码-“185”。“185”寓意“要保护”保护什么?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为青少年提供便捷、规范、高效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这是锡山区检察院在2000年荣获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后,成绩面前不停步,又变被动接受维权为主动要求维权,于2001年7月面向该地区广大青少年推出的维权热线。现在,这条“185”热线已为社会各界所熟知、青少年所喜爱,被称为是广大青少年人生起步时的“知心朋友”。对此,政府职能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把该院青少年维权活动形象地比喻为由过去的“单行道”变成了“立交桥”。     

青少年“网婚”的危害及干预对策

青少年“网婚”源于好奇心理的驱动；宣泄压力来获得交往的需要；对与异性交往的渴求；社会其他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青少年“网婚”将会导致曲解婚姻家庭观、缺失责任感；出现早恋；形成不良性格；贻误学业；引发超前消费。应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增强青少年的道德自律意识；组织开发适合青少年的绿色网络游戏；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功能；规范网络婚姻网站的经营和管理。     

新世纪网吧管理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随着我国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国际互联网的形成,新兴营业服务场所网吧快速发展。但目前网吧经营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给上网浏览的青少年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文章提出要从五个方面加强对网吧的安全管理,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的违法犯罪。     

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法院调解兼具处分行为与审判行为的特质,法院调解应当遵循合法、保密以及自愿原则。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自愿性不够、程序不规范以及缺少监督救济机制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增强自愿性、规范程序以及健全监督救济机制角度进行完善。